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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并非纯色文，其中有大段甚至是整章的非情色描写。本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地名均不符实。同时，应原型人物要求，对一些人物关系、涉及事件等不予叙述。部分情节、对话，因时间久远及其它原因，由作者推断而成。文中所有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言行并不能作为对其所属群体的参考。读者现实中的误解和因此带来的损失，作者概不负责。
故事，要从一九九五年说起。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在此就不一一提及了。
对于李秀玲而言，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只有两件。第一件事，是自己下岗了。
九十年代的东北三省暗潮涌动，国有资产被大量倒卖，地方黑恶势力横行，政府机关无为腐败。李秀玲所在的S市变压器厂在停产两年，停发工资一年后，终于无法维系，轰然崩塌。三月的S市，阴雨绵绵，变压器厂的职工顶着倒春寒，围堵厂机关，集体到市政府上访，甚至一部分人偷偷跑去首都想“告御状”。
李秀玲被里挟在人潮中东奔西跑，直到五月底，终于无法扭转自己失业的事实，拿着一张政府签发的“白条”，回到家里。那上面长篇大论的印着许多话，前面的都是一些大不了重头再来的豪言壮语和政府绝不会抛弃下岗职工的凭空保证，只在最后简单的写着李秀玲和她的工友们的下场：由于厂子被收购需要时间，政府资金周转需要时间，大量安置下岗职工需要时间……下岗安置费、最低生活保障费暂时拖欠，扶植再就业敬请等待通知，望广大下岗职工积极寻求自身出路，为国家体制改革减轻负担。
变压器厂这样的情况，在S市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一个又一个国有企业的倒闭，使得社会上一下子出现了大量闲置人员，偏偏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简直数不胜数。饭还得吃，生活还得过，钱是一定要赚的。然而李秀玲和其他人一样，忽然发现自己除了本岗技术，其它的什么都不会。而目前社会上，什么岗位都不缺，无论是否需要技术。人太多了，连擦皮鞋，一夜之间都形成了整条街的规模。李秀玲在出门找工作和回家的路上，又奔波了一个月。到处都是干什么都行只要能挣钱的人，到处都是冷脸、无视和欺压。原来一个月四百元的工作，现在市面上普遍行情只有三百，还不是谁都能找得到的。她由此深刻的理解了究竟什么叫做“负担”。退一步说，就算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家里微薄的积蓄早已用尽，前年出生的女儿嗷嗷待哺，因公负伤的丈夫也需要大量的治疗费用，这点钱，仍然是杯水车薪。万般无奈之下，李秀玲在昔日一个姐妹的生拉硬拽中，走进了S市铁西区的一家舞厅。
彼时舞厅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样稀缺，大量的社会闲散人员支撑起了这一特殊产业。之所以说它特殊，并不是对喜欢跳舞的人们的歪曲。而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开始挖掘这一公共场所潜在的商业价值，尤其是女人们。九十年代初的那些下岗职工里，就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有姿色的女人走进了舞厅，开始以陪舞的方式赚钱来贴补家用。一元钱一曲，万般无奈，仅仅为了糊口。白天，男人出去想办法赚一点小钱，女人在家守着，到晚饭结束，就颠倒过来。街上常见一群自行车大队，蹬车的是丈夫，后架上坐着妻子，目的都是统一的——舞厅。女人们进去后，男人们就三三两两的在舞厅旁边的小胡同里或蹲或坐，抽劣质香烟，等着妻子“下班”。这个过程往往是沉闷的，少有交流。那时去舞厅陪舞，尽管只是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正常的跳舞，就已经触及了人们心里的底限。但社会不安定，天黑后抢劫和强奸时常发生，尽管自己妻子做的是“抬不起头的事”，也必须等到舞厅散场后亲自接回家里。然而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渐渐发现，这门“生意”
其实大有可为。因为女伴多，舞厅成了热门娱乐场所。因为热门，有些有钱人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是一小部分肢体的接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舞厅里每过两个“明”曲，就会熄灭那些照明灯、射灯、彩灯，只留下几盏昏暗的小灯泡，人们在近乎黑暗中跳第三支舞曲。说不清这究竟是应男客的要求还是女客的要求。
有的女人开始赚得明显比别人多了，“暗”曲结束，舞池开灯时这些女人往往脸色潮红。再后来，变成了一个明曲两个暗曲。一些男人用自行车载走妻子后，就再没有回来，另一些男人，则开始在胡同里聊天，聊当初的辉煌，和如今的颓废，骂工厂，骂政府，骂执政党。只是大家都避讳着，不去说那些荤段子。再后来，有些舞厅白天也开始营业了，里面被灯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灯光依旧华丽，衣衫整洁的人们在音乐中翩翩起舞，另一部分，几乎没有灯。
李秀玲被朋友拉进的，就是一家明暗分开的舞厅，当然，去之前她还不知道这一点。她不会跳舞，但朋友说可以学。朋友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但眼神闪烁了两下，却没说出口。李秀玲的这个朋友叫卢玉，是S市另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比她早下岗半年多。不管怎么说，一元一曲的价格的确很诱人，每支舞曲只有六分钟，如果运气好，一个小时就是十元钱。一天下午去四个小时，这就是四十元，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二百元，天文数字。平时孩子上托儿所，丈夫在家也不会出多大问题，李秀玲的婆婆和她住在一起，都能照顾得上。唯一的问题是需要一身行头，至少要衬托出自己还青春貌美，那是“本钱”。家里多是旧衣服，因为经济拮据，她已经一年没买过新的了。然而总还有那么两件穿得出去。有一双高跟鞋可以穿，再加上衬衫和长裙，她在镜子前照了照，又抹了一点口红。镜子是丈夫单位以前发的，边上用红油漆写着先进生产者的字样。口红是卢玉提前给她的，到时候她在舞厅门口等着，人家有丈夫送。镜子映出一个二十六岁女人的脸，说不好是什么表情，怔怔的。
她是第一次去这样的场所。在路上，李秀玲的心里十分忐忑，一方面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另一方面，则来自于道德的悸动。她从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出现在舞池里，和一个陌生男人面对面，手挽手。然而对钞票的渴望是实在的，在身后推着她往前走。公交车坐了七站，下车走过一条小巷，又拐过一道红砖墙，她看见卢玉正站在舞厅门外的台阶上和另一个女人有说有笑。没看见她的丈夫，李秀玲不知道，旁边的胡同才是那些男人们的聚集地。看见她来，卢玉朝她挥了挥手，又转头对旁边的女人说了些什么。她拘谨的走上前去，在朋友的介绍下得知旁边那个女人叫张晓芬。张晓芬上下打量了她一下说：“哎呀这妹子长得真水灵！”
就热情的拉住李秀玲的手，和卢玉一起把她拽进了舞厅。卢玉和张晓芬有月票，李秀玲则花了一块钱。舞厅的门票价格男女不一样，女人一块，月票十五，男人三块，月票四十。从窗口接过那张劣质纸张打印出的门票，刚走两步就到了一扇挂着两片厚重门帘的门前，那军绿色门帘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翻动，边儿上是黑黑的两条，油得发亮。卢玉一掀门帘，一股混合着音乐、人声和烟味酒味汗味以及不知什么味道的浑浊空气就扑面而来，吓了李秀玲一跳。张晓芬笑着从后面推了一把，她就不由自主的被这扇门吞了进去。
舞厅外面看着门面不大，其实里面是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借着灯光，李秀玲看见进门正面是一大片被闪灯和彩灯笼罩的区域，一对对男女正在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周围贴着墙边是休息区，一排长条靠背椅，包着黑色的人造革。右手往里边有一个小吧台，旁边摆放着一些小圆桌和椅子，一些... -->>
本文并非纯色文，其中有大段甚至是整章的非情色描写。本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地名均不符实。同时，应原型人物要求，对一些人物关系、涉及事件等不予叙述。部分情节、对话，因时间久远及其它原因，由作者推断而成。文中所有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言行并不能作为对其所属群体的参考。读者现实中的误解和因此带来的损失，作者概不负责。
故事，要从一九九五年说起。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在此就不一一提及了。
对于李秀玲而言，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只有两件。第一件事，是自己下岗了。
九十年代的东北三省暗潮涌动，国有资产被大量倒卖，地方黑恶势力横行，政府机关无为腐败。李秀玲所在的S市变压器厂在停产两年，停发工资一年后，终于无法维系，轰然崩塌。三月的S市，阴雨绵绵，变压器厂的职工顶着倒春寒，围堵厂机关，集体到市政府上访，甚至一部分人偷偷跑去首都想“告御状”。
李秀玲被里挟在人潮中东奔西跑，直到五月底，终于无法扭转自己失业的事实，拿着一张政府签发的“白条”，回到家里。那上面长篇大论的印着许多话，前面的都是一些大不了重头再来的豪言壮语和政府绝不会抛弃下岗职工的凭空保证，只在最后简单的写着李秀玲和她的工友们的下场：由于厂子被收购需要时间，政府资金周转需要时间，大量安置下岗职工需要时间……下岗安置费、最低生活保障费暂时拖欠，扶植再就业敬请等待通知，望广大下岗职工积极寻求自身出路，为国家体制改革减轻负担。
变压器厂这样的情况，在S市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一个又一个国有企业的倒闭，使得社会上一下子出现了大量闲置人员，偏偏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简直数不胜数。饭还得吃，生活还得过，钱是一定要赚的。然而李秀玲和其他人一样，忽然发现自己除了本岗技术，其它的什么都不会。而目前社会上，什么岗位都不缺，无论是否需要技术。人太多了，连擦皮鞋，一夜之间都形成了整条街的规模。李秀玲在出门找工作和回家的路上，又奔波了一个月。到处都是干什么都行只要能挣钱的人，到处都是冷脸、无视和欺压。原来一个月四百元的工作，现在市面上普遍行情只有三百，还不是谁都能找得到的。她由此深刻的理解了究竟什么叫做“负担”。退一步说，就算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家里微薄的积蓄早已用尽，前年出生的女儿嗷嗷待哺，因公负伤的丈夫也需要大量的治疗费用，这点钱，仍然是杯水车薪。万般无奈之下，李秀玲在昔日一个姐妹的生拉硬拽中，走进了S市铁西区的一家舞厅。
彼时舞厅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样稀缺，大量的社会闲散人员支撑起了这一特殊产业。之所以说它特殊，并不是对喜欢跳舞的人们的歪曲。而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开始挖掘这一公共场所潜在的商业价值，尤其是女人们。九十年代初的那些下岗职工里，就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有姿色的女人走进了舞厅，开始以陪舞的方式赚钱来贴补家用。一元钱一曲，万般无奈，仅仅为了糊口。白天，男人出去想办法赚一点小钱，女人在家守着，到晚饭结束，就颠倒过来。街上常见一群自行车大队，蹬车的是丈夫，后架上坐着妻子，目的都是统一的——舞厅。女人们进去后，男人们就三三两两的在舞厅旁边的小胡同里或蹲或坐，抽劣质香烟，等着妻子“下班”。这个过程往往是沉闷的，少有交流。那时去舞厅陪舞，尽管只是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正常的跳舞，就已经触及了人们心里的底限。但社会不安定，天黑后抢劫和强奸时常发生，尽管自己妻子做的是“抬不起头的事”，也必须等到舞厅散场后亲自接回家里。然而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渐渐发现，这门“生意”
其实大有可为。因为女伴多，舞厅成了热门娱乐场所。因为热门，有些有钱人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是一小部分肢体的接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舞厅里每过两个“明”曲，就会熄灭那些照明灯、射灯、彩灯，只留下几盏昏暗的小灯泡，人们在近乎黑暗中跳第三支舞曲。说不清这究竟是应男客的要求还是女客的要求。
有的女人开始赚得明显比别人多了，“暗”曲结束，舞池开灯时这些女人往往脸色潮红。再后来，变成了一个明曲两个暗曲。一些男人用自行车载走妻子后，就再没有回来，另一些男人，则开始在胡同里聊天，聊当初的辉煌，和如今的颓废，骂工厂，骂政府，骂执政党。只是大家都避讳着，不去说那些荤段子。再后来，有些舞厅白天也开始营业了，里面被灯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灯光依旧华丽，衣衫整洁的人们在音乐中翩翩起舞，另一部分，几乎没有灯。
李秀玲被朋友拉进的，就是一家明暗分开的舞厅，当然，去之前她还不知道这一点。她不会跳舞，但朋友说可以学。朋友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但眼神闪烁了两下，却没说出口。李秀玲的这个朋友叫卢玉，是S市另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比她早下岗半年多。不管怎么说，一元一曲的价格的确很诱人，每支舞曲只有六分钟，如果运气好，一个小时就是十元钱。一天下午去四个小时，这就是四十元，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二百元，天文数字。平时孩子上托儿所，丈夫在家也不会出多大问题，李秀玲的婆婆和她住在一起，都能照顾得上。唯一的问题是需要一身行头，至少要衬托出自己还青春貌美，那是“本钱”。家里多是旧衣服，因为经济拮据，她已经一年没买过新的了。然而总还有那么两件穿得出去。有一双高跟鞋可以穿，再加上衬衫和长裙，她在镜子前照了照，又抹了一点口红。镜子是丈夫单位以前发的，边上用红油漆写着先进生产者的字样。口红是卢玉提前给她的，到时候她在舞厅门口等着，人家有丈夫送。镜子映出一个二十六岁女人的脸，说不好是什么表情，怔怔的。
她是第一次去这样的场所。在路上，李秀玲的心里十分忐忑，一方面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另一方面，则来自于道德的悸动。她从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出现在舞池里，和一个陌生男人面对面，手挽手。然而对钞票的渴望是实在的，在身后推着她往前走。公交车坐了七站，下车走过一条小巷，又拐过一道红砖墙，她看见卢玉正站在舞厅门外的台阶上和另一个女人有说有笑。没看见她的丈夫，李秀玲不知道，旁边的胡同才是那些男人们的聚集地。看见她来，卢玉朝她挥了挥手，又转头对旁边的女人说了些什么。她拘谨的走上前去，在朋友的介绍下得知旁边那个女人叫张晓芬。张晓芬上下打量了她一下说：“哎呀这妹子长得真水灵！”
就热情的拉住李秀玲的手，和卢玉一起把她拽进了舞厅。卢玉和张晓芬有月票，李秀玲则花了一块钱。舞厅的门票价格男女不一样，女人一块，月票十五，男人三块，月票四十。从窗口接过那张劣质纸张打印出的门票，刚走两步就到了一扇挂着两片厚重门帘的门前，那军绿色门帘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翻动，边儿上是黑黑的两条，油得发亮。卢玉一掀门帘，一股混合着音乐、人声和烟味酒味汗味以及不知什么味道的浑浊空气就扑面而来，吓了李秀玲一跳。张晓芬笑着从后面推了一把，她就不由自主的被这扇门吞了进去。
舞厅外面看着门面不大，其实里面是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借着灯光，李秀玲看见进门正面是一大片被闪灯和彩灯笼罩的区域，一对对男女正在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周围贴着墙边是休息区，一排长条靠背椅，包着黑色的人造革。右手往里边有一个小吧台，旁边摆放着一些小圆桌和椅子，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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