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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僮咕哝了,如何不怒!况且又隐约听得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的话,益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甚么。书僮吓的不敢言语,只哀哀的哭。舅太爷又很很的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
“这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禁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统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僮,径奔上房来,把书僮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魏氏不听犹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一迭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便赶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俄延的,到了上房。罗魏氏只恨的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的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魏氏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呈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魏氏气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非;又在禁卒处化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放心不下,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魏氏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我道:“天下事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到如此呢?”
述农道:“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长毛,某年陷某处,某年掠某处,都叙得原原本本。叙到后来,说是克复南京时,这盐商乘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劫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犹复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彰国法云云。继之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甚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继之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日,遇见了他,继之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呈子来看。谁知他只看得一行,便气的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甚么这般气恼?你猜他为甚么来?”
我道:“我不知道,你快说罢。”述农站起来,双手一拍道:“这具名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我听了,不觉愕然道:“天底下那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述农道:“总而言之,姬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姬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三千银子,正室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肯甘心,在家里不知闹成个甚么样的了。末末了,却闹出这个顽意来。”我道:“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述农道:“何尝不想送他!他递了呈子之后,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
过了两天,述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述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泉、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
一天没事,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的,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三月要嫁女儿,拿了一百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装,便有许多亲戚、朋友、街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十元,那个八元,统共也有一百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三百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一个同栈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作了两首诗,到了栈房时,便誊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剪了两件衣料,到算帐时,洋钱又多用了一二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七钱三分的,他却用了个七钱四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一两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甚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二百铜钱他坐车。
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遂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及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纷歧,他初到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帐房问时,帐房道:“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甚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帐房道:“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哪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的哭了。帐房问了备细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教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巡捕头虽然答应代他访缉,无奈一时哪里就缉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
正是:谁知萍水相逢处,已种天涯失路因。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僮咕哝了,如何不怒!况且又隐约听得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的话,益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甚么。书僮吓的不敢言语,只哀哀的哭。舅太爷又很很的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
“这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禁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统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僮,径奔上房来,把书僮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魏氏不听犹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一迭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便赶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俄延的,到了上房。罗魏氏只恨的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的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魏氏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呈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魏氏气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非;又在禁卒处化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放心不下,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魏氏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我道:“天下事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到如此呢?”
述农道:“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长毛,某年陷某处,某年掠某处,都叙得原原本本。叙到后来,说是克复南京时,这盐商乘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劫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犹复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彰国法云云。继之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甚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继之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日,遇见了他,继之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呈子来看。谁知他只看得一行,便气的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甚么这般气恼?你猜他为甚么来?”
我道:“我不知道,你快说罢。”述农站起来,双手一拍道:“这具名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我听了,不觉愕然道:“天底下那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述农道:“总而言之,姬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姬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三千银子,正室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肯甘心,在家里不知闹成个甚么样的了。末末了,却闹出这个顽意来。”我道:“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述农道:“何尝不想送他!他递了呈子之后,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
过了两天,述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述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泉、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
一天没事,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的,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三月要嫁女儿,拿了一百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装,便有许多亲戚、朋友、街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十元,那个八元,统共也有一百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三百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一个同栈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作了两首诗,到了栈房时,便誊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剪了两件衣料,到算帐时,洋钱又多用了一二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七钱三分的,他却用了个七钱四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一两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甚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二百铜钱他坐车。
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遂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及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纷歧,他初到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帐房问时,帐房道:“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甚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帐房道:“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哪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的哭了。帐房问了备细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教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巡捕头虽然答应代他访缉,无奈一时哪里就缉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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