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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十八（第2页）

奉世字仲冯，天资简重，有法度。中进士第。熙宁三年，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

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神宗称其奉职不苟，加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改刑房，进直史馆、国史院编修官。大理治相州狱，详断官窦革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从事，毋庸白。"后蔡确以是文致奉世罪，谪降蔡州粮料院。久之，为吏部员外郎。

元祐初，历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户部吏部侍郎、权户部尚书。七年，拜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哲宗亲政，用二内侍为押班，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之。帝谓有近例，奉世曰："虽有近例，奈人不可户晓，顾以率先施行为非耳。"帝为反命。既而章惇当国，奉世乞免去。

绍圣元年，以端明殿学士知成德军，改定州。逾年，知成都府。过都入觐，欲述朋党倾邪之状。帝将听其来，曾布曰："元祐变先朝法，无一当者，奉世有力焉，最为漏网，恐不足见。"遂不许。明年，责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刘挚倾害大臣，附吕大防、苏辙，遂登政府，再贬隰州团练副使。

徽宗立，尽还其官职，知定州、大名府、郓州。崇宁初，再夺职，责居沂、衮，以赦得归。政和三年，复端明殿学士。薨，年七十三。

奉世优于吏治，尚安静，文词雅赡，最精汉书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论而已。得丧，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正须安以处之。"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中嘉祐二年进士第。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出通判越州，州旧取酒场钱给募牙前，钱不足，赋诸乡户，期七年止；期尽，募者志于多入，犹责赋如初。巩访得其状，立罢之。岁饥，度常平不足赡，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谕告属县，讽富人自实粟，总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又贷之种粮，使随秋赋以偿，农事不乏。

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拥赀雄里中，子高横纵，贼良民，污妇女，服器上僣，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邱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配三十一人，又属民为保伍，使几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河北发民浚河，调及它路，齐当给夫二万。县初按籍三丁出夫一，巩括其隐漏，至于九而取一，省费数倍。又弛无名渡钱，为桥以济往来。徙传舍，自长清抵博州，以达于魏，凡省六驿，人皆以为利。徙襄州、洪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加直龙图阁、知福州。南剑将乐盗廖恩既赦罪出降，余众溃复合，阴相结附，旁连数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慑恐。巩以计罗致之，继自归者二百辈。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饶，争欲为主守，赇请公行。巩俾其徒相推择，识诸籍，以次补之。授帖于府庭，却其私谢，以绝左右徼求之弊。福州无职田，岁鬻园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万。巩曰："太守与民争利，可乎？"罢之。后至者亦不复取也。

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久外徒，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宠，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议经费，帝曰："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两朝国史各自为书，将合而为一，加巩史馆修撰，专典之，不以大臣监总，既而不克成。会官制行，拜中书舍人。时自三省百职事，选授一新，除书日至十数，人人举其职，于训辞典约而尽。寻掌延安郡王牒奏。故事命翰林学士，至是特属之。甫数月，丁母艰去。又数月而卒，年六十五。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传，幼弟肇。

肇字子开，举进士，调黄岩簿，用荐为郑州教授，擢崇文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太常自秦以来，礼文残缺，先儒各以臆说，无所稽据。肇在职，多所厘正。亲祠皇地祗于北郊，盖自肇发之，异论莫能夺其议。

兄布以论市易事被责，亦夺肇主判。滞于馆下，又多希旨窥伺者，众皆危之，肇恬然无愠。曾公亮薨，肇状其行，神宗览而嘉之。迁国史编修官，进吏部郎中，迁右司，为神宗实录检讨。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几，为中书舍人。论叶康直知秦州不当，执政讶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纯仁语于朝曰："若善人不见容，吾辈不可居此矣。"力为之言，乃得释。

门下侍郎韩维奏范百禄事，太皇太后以为谗毁，出守邓。肇言："维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谏议大夫王觌，以论胡宗愈，出守润，肇言："陛下寄腹心于大臣，寄耳目于台谏，二者相须，阙一不可。今觌论执政即去之，是爱腹心而涂耳目也。"帝悟，加觌直龙图阁。

太皇受册，诏遵章献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圣初，两制定议受册崇政，仁宗特改焉，此盖一时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极崇奉孝敬之诚，可谓至矣。臣窃谓太皇当于此时特下诏扬帝孝敬之诚，而固执谦德，屈从天圣两制之议，止于崇政，则帝孝愈显，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节上寿，议令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圣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请内东门拜表。至九年，始御会庆。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献，宜如三年之制。"并从之。

四年，春旱，有司犹讲春宴。肇同彭汝砺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侧身畏惧之时。乃相与饮食燕乐，恐无以消复天变。"翼日，有旨罢宴。蔡确贬新州，肇先与汝砺相约极论。会除给事中，汝砺独封还制书，言者谓肇卖友，略不自辨。以宝文阁待制知颍州，徙邓、齐、陈州、应天府。

七年，入为吏部侍郎。肇在礼院时，启亲祠北郊之议。是岁当郊，肇坚抗前说，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请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宁府。帝亲政，更用旧臣，数称肇议礼，趣入对。肇言："人主虽有自然之圣质，必赖左右前后得人，以为立政之本。宜于此时选忠信端良之士，置诸近班，以参谋议，备顾问。与夫深处法宫，亲近{埶日}御，其损益相去万万矣。"贵近恶其语，出知瀛州，与兄布易地。时方治实录讥讪罪，降为滁州。稍复集贤殿修撰。历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复召为中书舍人。

日食四月朔，当降诏求言。肇具述帝旨，诏下，投匦者如织。章惇恶之，欲因事去肇，帝不听。元祐臣僚被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请亻并录死者，作训词，哀厚恻怛，读者为之感怆。迁翰林学士兼侍读。谏官陈瓘、给事中龚原以言得罪，无敢救，肇极力论解。时论者谓元祐、绍圣，均为有失，兄布传帝命，使肇作诏谕天下。肇见帝言："陛下思建皇极，以消弭朋党，须先分别君子小人，赏善罚恶，不可偏废。"开说备至。已而诏从中出。布之拜相，肇适当制，国朝学士弟草兄制，唯韩维与肇，为衣冠荣。建中靖国元年，太史奏日又当食四月。肇请对言："比岁日食正阳，咎异章著。陛下简俭清净之化，或衰于前；声色服玩之好，或萌于心；忠邪贤不肖，或有未辨；赏庆刑威，或有未当。左右阿谀，壅蔽矫举，民冤失职，郁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责，以塞天变。"言发涕下，帝悚然顺纳。

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职，拜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未几，出知陈州，历太原、应天府、扬定二州。崇宁初，落职，谪知和州，徙岳州，继贬濮州团练副使，安置汀州。四年，归润而卒，年六十一。

自熙宁以来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轧，党论屡起，肇身更其间，数不合。兄布与韩忠彦并相，日夕倾危之。肇既居外，移书告之曰："兄方得君，当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复起之萌。而数月以来，所谓端人吉士，继迹去朝，所进以为辅佐、侍从、台谏，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势异今日，必首引之以为固位计，思之可为恸哭。比来主意已移，小人道长。进则必论元祐人于帝前，退则尽排元祐者于要路。异时惇、卞纵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虑。"布不能从。未几，京得政，布与肇俱不免。

肇天资仁厚，而容貌端严。自少力学，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法。更十一州，类多善政。绍兴初，谥曰文昭。子统，至左谏议大夫。

论曰：刘敞博学雄文，邻于邃古，其为考功，仁宗赐夏竦谥，上疏争之，以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诏定乐，中贵预列，又谏曰："臣惧为袁盎所笑。"此岂事君为容悦者哉。攽虽疏隽，文埒于敞。奉世克肖，世称"三刘"。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叶，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若刘氏、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

部分译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欧阳修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行文措辞刻意雕琢，追求对偶，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礼部考试，欧阳修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荣选为甲科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任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兼掌谏院。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就暂时互相援引，结为私党，这是伪朋党；当他们见到利益时，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即使是血肉兄弟，亲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则不然，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得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则会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却也有亿万颗心，真可谓无朋党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却是一条心，真可谓一个大朋党，而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后，进任知制诰。按惯例，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诏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东。从对西部用兵以来，主谋划的人打算放弃麟州，以减少运送军粮。欧阳修说“：麟州是个天然险要之地，不可以放弃，如果放弃它，那就使黄河以东的郡县受到震动，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从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黄河附近的各堡寨中，这样，遇到情势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时可以节省物资的运输，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来。欧阳修又进言道“：忻县、代县、岢岚县禁地很多，田野荒芜，希望让农民去耕种这些田地，不然，将被敌人侵占。”朝廷将这个意见发交给有关的官员讨论，过了很久才同意实行，每年收获粟谷数百万斛。凡是河东地区，赋税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奏请朝廷作了减免，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出使河东回京以后，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叛乱被平定以后，大将李昭亮和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欧阳修因此将冯博文逮捕下狱，李昭亮于是恐惧起来，立刻放回所纳妇女。兵变发生的当初，对搞叛乱的人以不杀头来招抚，但他们归顺后又都被杀了，对被迫参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给各郡去管。这时富弼做宣抚使，他恐怕这些人以后另生变故，准备下令在同一天杀死他们，他与欧阳修在内黄会见，夜半时，屏退左右的人，告诉了他这个打算。欧阳修听后说“：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人，何况他们是胁从者，能够再杀吗？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个郡不愿服从，又造成事件，那问题就不小了。”富弼听后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而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其借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原因呢？排挤掉一位贤人，而大多数贤人还在朝中，这还没有达到小人排斥异己的目的；如果要把他们都除掉，而贤人又少有过失，难以一一去搜求他们的瑕疵，唯有指责他们为朋党，则可以一下子把他们都赶下台。至于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宠信，则难以用其他的事由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最忌讳的，必须用这种说法，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亲去世归还家中。为母亲服丧期满，奉召担任流内铨，当时在外地长达十一年。皇上见他头发都白了，对他非常关心，抚慰有加。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出欧阳修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说：“这样做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特别有名气才如此的。”

主持嘉祐二年（1057）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坚决加以排斥，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录取之事完结后，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但是考场的文风，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加领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接续包拯的严厉治政之后，欧阳修采取简易实际、顺应常理的做法，不求赫赫的声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过了十个月，改任群牧使。新唐书撰修完成后，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冲破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开掘旧日的横垄河道，使河水回头向东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计划的人不知按哪个意见为妥，无所适从。对此欧阳修认为：“黄河的水严重浑浊，泥沙淤积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积而造成阻滞，上游必然发生堤岸溃决。以近年来事实的检验，黄河决口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复通的，只是这种局面不能保持长久罢了。开通横垄故道的工程相当浩大而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了还会再一次决口。六塔河河床狭小，而以全部黄河灌注，那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据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进海里，这样做，就会带来数十年的好处了。”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倾向李仲昌的意见，以致黄河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终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灾。

御史台和谏院上奏弹劾陈执中过于凶狠刚愎，而陈执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欧阳修上疏，以为“陛下拒纳忠善之言，庇护愚蠢丞相，这样有损于皇上的圣德”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狄青担任枢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关狄青的谣言纷纷四起；欧阳修请求将自己调到地方上去任职，以保终身，于是被罢为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借发生水灾的事上疏说“：陛下治国已三十四年，而还没有立太子。过去汉文帝刚即位，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称为汉太宗。唐明宗不喜别人谈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点定夺，以致发生秦王之乱，国家被倾覆。陛下有什么感到疑虑而久久不做出决定呢？”后来封立英宗，就是源于此时。

嘉祐五年（1060），拜为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的军队数量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守军队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长久缺少军队的，必须要检查补齐。他在中书省，与韩琦一起同心辅理朝政。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他都汇集起来，列出总的条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当时皇太子还没有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协商立太子的事，有关的话都记录在韩琦传之中。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缘故没有亲自上朝处理政事，由皇太后临朝听政，因此，左右亲近的人搬弄是非，几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间因嫌疑而产生仇怨。韩琦入朝奏事，太后哭着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韩琦以英宗生病为理由，进行调解，太后的成见仍然丢不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事奉仁宗几十年，仁德之名闻于天下。昔日太后在处理得宠的温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应付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吗？”太后的意思稍稍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辉照耀天下。所以驾崩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即位的皇上，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是一个妇人，我们则只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遗愿办，天下谁肯听从呢？”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来的意思。

欧阳修平生与别人谈论事情，从来都是尽其所言，没有什么隐瞒。待到他治理政事时士大夫有什么请求，则当面说明行还是不行，即使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论事，他也必定问明是非，由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讨论该当如何，都说应当称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援引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当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减三年的丧服为一年的丧服，而不要更改亲生父母的名份，因为服丧期限可以减少而亲生父母的名份却不能更改。如果将亲生父亲改称皇伯，这样做，考查以前历朝各代，都是无典可依的。进封大国爵位，则又于礼不合。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不一样。”太后发出手谕，允许英宗称亲，尊称濮王为皇，三个夫人为后。皇帝下诏谦让。于是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争论不已，都被贬逐。只有蒋之奇的意见符合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而大家都视他为奸邪之徒。蒋之奇为此事很担忧，于是寻思怎样使自己解脱。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因事衔恨欧阳修，因此制造男女关系方面的谣言侮辱他，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谣言展转到了中丞彭思永那里，彭思永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即上章弹劾欧阳修。宋神宗刚即位，想治欧阳修以重罪。于是就此事询问曾任宫臣的孙思恭，孙思恭为欧阳修作了辩解开脱，欧阳修闭门不出，请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诘问彭思永、蒋之奇此事的来龙去脉，结果他们理屈辞穷，无言以对，都被贬斥。欧阳修也极力请求斥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知州。次年，迁为兵部尚书、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辞而不接受，徙任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六十岁时，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不让他退休。及任职青州时，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所以乞求退休更加迫切。熙宁五年（1072），去世，追封为太子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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