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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从大自然万物万有那里获取的无穷乐趣，都是上苍馈赠给人类的最完美的礼物。
近几年，我把目光瞄向体长仅20毫米的小蛐蛐，决不仅是未泯童心的放飞和复归，而是想从这神秘的小虫豸身上，去观察、理解和破译回响在宇宙中心的最响亮的音符——“人”
去岁元宵节前夕，我到山东名虫产地宁津县采访。该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连续举办过两届全国性的蛐蛐节。
宁津尤集乡陈家村一捕虫农人，向我讲述了一桩听来令人不胜唏嘘的故事：这农人曾捕得一“红砂青”名虫，被上海某玩家购去。红砂青在上海斗场上连战十数场，皆扼吭拊背，致敌死命。此虫于深冬寿终正寝，虫主先是打造金棺将虫装殓，接着乘飞机从沪至济，继而又租乘奔驰直奔陈家村。虫主与捕虫人一起祭拜圆寂的红砂青小虫后，虫主趁风高月黑，独自悄悄掘深窟将金棺埋葬，让这虫中的“常胜将军”魂归故里
济南有一陈姓玩家，嗜虫如命，素以饮酒斗虫为快。前年初冬，陈因一爱虫猝死而痛不欲生。他将放大的爱虫遗像端置案几，每日焚香叩拜，追荐亡灵。嗣后的一段时日，人们常见陈双手捧着玻璃制作的小棺材，内装其爱虫遗体，在闹市中踉踉跄跄，呼天唤地，泣如雨下。不明就里的观者视其为“疯子”而圈内人则叹其为“虫痴”
“金棺葬虫”的上海虫主与“哭祭亡虫”的济南玩家之作为，虽有悖于世之常情，但凡了解中国昔年蟋事的人，便会觉得这不过是邯郸学步而已。
前些年，宁津县领导层因对“虫经济”见解歧异，在继续鼓励农民捕虫、卖虫的同时，不再举办全国性的蛐蛐节。山东另一名虫产地宁阳，便抵瑕蹈隙，及锋而试，人弃我取，再举蟀帜。
宁阳自1998年始，每年都于仲秋时节举办“中华蟋蟀全国友谊大赛”迄今未断。
早就听说每当处暑节令过后，宁阳的虫市便开始火爆起来。为一睹虫市景况，我于2000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驱车来到宁阳县的泗店镇。
泗店既是名虫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蟋蟀集散地。肥城至兖州的公路主干线在镇中横穿，公路两侧是宽展圹琅的虫市。
虫市上到处摆满小桌子，每张桌后皆端坐着收虫人。他们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以沪、津、京、杭、西安人居多。当地青男壮夫因夜间捕虫此时正在酣睡，卖虫者多是农妇村姑和稚童。他们或车推或肩挑或手提着装有蛐蛐的七彩纷呈的瓷罐陶皿，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虫市。未及中午，虫市已是比肩继踵，人山人海。卖虫者和买虫客挨着、挤着、移动着，整个虫市连衽成帷，人声鼎沸，望去已达到饱和程度。
陪同者告诉我，近几年每届八、九两月，全国各地来宁阳的购虫者多达十万之众。十万弄虫大军潮涌宁阳，岁岁使得几千万只蛐蛐背井离乡。
见镇中虫市已无法穿行，我和陪同者只好绕过泗店，沿乡间土路再踅回公路干线上。
这里另有一番景象。
在宽阔的公路左侧的白杨树下，呈“一”字形摆下一张张木桌，桌的前后左右，皆叠放着五颜六色的虫罐。与泗店大虫市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坐桌人均是卖虫者而不是购虫客。在公路右侧，则停放着首尾相衔的轿车：林肯表露着主人的派头，奔驰呈现着虫客的尊贵，蓝鸟展现着买主的潇洒，福特炫示着玩家的阔绰那“一”字形摆开的卖虫桌，见头不见尾；而轿车排列的长蛇阵，则从这泗店一直排到20华里外兖州市的漕河。路中央的过往车辆，只得蜗行牛步，沿途不时有警察在维持着交通秩序。
这些乘豪华轿车而来的购虫客，或有曼妙女郎相伴，或有虫行家跟随，他们千挑百选，不计虫价高低，只希冀能购得虫中的元帅或将军。
从泗店到漕河只不过区区二十华里，但我仿佛觉得是在漫长的历史走廊里穿行。
眼前的购蟋潮，很容易令人想起曩时的斗蟋热。
小小蛐蛐，你那美妙绝伦的歌唱，曾给多少童稚带来欢悦，曾给多少长者送上温馨，曾让多少墨客骚人诗兴遄发，曾使多少丹青画子落笔成珍但在这美丑共生、善恶共存的人世间，你那尖锐犀利的牙齿，又咬破过多少卑微、龌龊、贪婪、邪恶的灵魂
小虫性烛照出大人性。
小斗栅连结着社会大舞台。
二
殷代的甲骨文中的“夏”字形似蝉“秋”字状若蟋蟀，足见华夏先民对应时而生的夏蝉与秋蟋早有认知。
蟋蟀在我国分布极广，北起沈阳南至海口，西从陕西东至沿海诸省，到处都可以见到它的倩影。上海人称它“赚织”北方人叫它“蛐蛐”玩家们叫得最干脆：“虫”
汉字与洋文的区别在于，洋文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而单个汉字除有语言符号的功能外，还具有情感荡漾的空间。我们的老祖凭借方块汉字独具的张力和魅力，竟给蟋蟀这可爱的小精灵起了近30个名字。因蟋蟀鸣如机杼之声，民间自古就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说。故而，这小虫又称趋织、促织、络纬、促机、梭鸡等。另外，它还有蛩、王孙、樗鸡、莎鸡等称谓，而它真正的学名叫“斗蟋”
蟋蟀入诗，始见于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唐风蟋蟀中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豳风七月中亦歌日：“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见那时的先民，对蟋蟀的生活规律巳相当熟悉。
情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类的情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单元的旋律，而需要大自然多元音符的协奏和共鸣。蟋蟀作为冥冥中的鸣虫，极易溅起人的感情之海的波澜。
国人畜养蟋蟀，始自圈在皇宫中的忧怨宫娥。
西晋武帝司马炎本是一贪色之君，灭吴后，更不忘及时行乐。一道诏书下去，五千吴女尽归晋主。这些原吴主孙皓宫中的娇娃，个个明眸皓齿，雪肤花貌，玉臂蜂腰，袅袅婷婷。再加上原晋宫中的五千佳丽，后宫美女竟多达万人以上。武帝终日游乐于脂粉丛中，常不知该幸临哪宫为好。一班佞臣便给武帝出了个怪诞主意：让晋主乘坐一辆羊拉的宫车，任凭羊车停在哪里，便在那里纵欲。宫女们为得武帝几滴雨露，个个大展媚技，施尽手段。有宫女晓得羊喜食带盐的竹叶，便折来竹枝洒上盐水，插在宫门前，招引羊车。众宫娥采女见此招灵验，皆仿效之。结果羊车刚在此宫停歇，又到彼宫住脚，弄得武帝云里雾里，昏头晕脑。即使晋主有龙马精神，日御九女而不倦，这万名美女三载方能轮一圈儿。这就使得万名宫娥“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唐李益宫怨)。
风流皇帝唐玄宗，面对众多的后宫粉黛，也曾遇到像司马炎一样的难题。玄宗便在后宫中做起“随蝶所幸”的游戏：开元末，玄宗常于宫中大宴嫔妃，他让嫔妃采来鲜花各自插于发髻，玄宗亲捉粉蝶放之，蛱蝶落到哪位嫔妃头上，他便临幸那位。后因杨贵妃专宠，此酷谑游戏方才告罢。
司马炎的“竹枝引车”与李隆基的“随蝶所幸”是历代宫娥悲剧的缩影。宫女们身锁幽宫，虽锦衣玉食，珠环翠绕，但孤独这个魔鬼却终生与她们如影随形；寂寞的泪水至死也冲刷不掉她们心灵的锈斑，抑郁如同闷塞的火炉，会将她们青春的心烧成灰烬。对于“鸳衾半拥空床月”的宫女们来说，蟋蟀那动听的鸣唱，自会给她们死寂的心带来某种复活，带来些许生气。由此看来，畜养蟋蟀之风首先在皇宫中兴起，自是不难理喻的了。
五代唐废帝时翰林学士王仁裕所著的天宝开元遗事中，有这样的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自中唐始，玩养鸣虫便逐渐传播开来，普及民间。因蟋蟀秋尽则殒，然达官贵人玩兴犹浓，常引为憾事。至明代，有玩家进行人工繁殖，经多次试验，获得成功。他们先让雌蟋在土盆中产卵，以土置暖炕，日日洒水，用棉被覆盖；俟五、六日，土蠕蠕动；越七、八日，虫出；再置之蔬叶喂养，仍洒水被覆，几经蜕变，满月后虫则鸣。这种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至今仍被北京一些养虫专业户沿用。
清康熙帝尤喜鸣虫，每年元宵节，除观灯、赏花之外，与大臣一道聆听蟋鸣是宫中一大娱乐项目。每逢设宴，宫人便将蟋蟀置于绣笼之中，放于宴厅之侧。听着声不绝耳的“曜曜”之声，康熙帝龙颜生辉，众臣子也乐哉悠哉
古今中外的出色诗人，总能从一朵鲜花中窥见天国，于一滴露珠里参悟生命。蟋蟀的呜叫，自然会成为中国历代诗人的审美意象。晋人阮籍，唐人杜甫、孟郊、白居易，宋人苏东坡、杨万里等诗家，都对蟋蟀多有咏唱。因深秋之后，蟋蟀的鸣唱由旺叫时的金腔玉韵渐次变得凄切婉转，且中国古代文人素有“逢春而喜，遇秋而悲”的笔墨传统。故而，他们在借蟋蟀“托物言志”时，表达的常是孤独、失意、思乡、怀旧及忧国忧民的种种情愫。
诗圣杜甫在促织诗中吟道：“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放妻难及晨。悲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耳听床下成双的蟋蟀发出的鸣唱，久客他乡的杜子美，此时思亲的泪水虽早已流干，但闻声生怀，还是依稀见到老妻夜难成寐的情景读来令人感同身受，徒增忧伤和凄凉。
唐人张乔在促织诗中，则这样唱道：“念尔无机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声。椒房金屋何曾识，偏向贫家壁下鸣。”诗人在向蟋蟀发出为何不到锦门绣户去促织、反到柴门蓬牖鸣个不停的质问中，既表达了诗人对贫富悬殊的愤懑，又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同情。
遍览历代诗家咏吟蟋蟀的诗词歌赋，大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就连遁入佛门、四大皆空的明高僧善持，也情难自禁地咏道：“西风吹蟋蟀，切切动哀音。”
在西方一些国家，无论是记述昆虫的典籍还是描写蟋蟀的文学作品，都将蟋蟀称作“芬芳土地的灵魂”“幸福生活的歌者”“大自然歌手中的天才领唱”同是一种小虫的呜叫，西方的学者文豪与东方的骚人墨客，何以出现如此大的落差，我猜想，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战乱频仍，兵连祸结，常会使得人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浸润在孔孟之道、阴阳五行等传统文化的河流里，便也多了些屈原、杜甫式的沉郁之波，而少了些雨果、普希金式的浪漫之涛
我真正领略到蟋蟀及诸多鸣虫清扬激越的合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孟秋。
那时，我在济南军区歌舞团任创作员。为反映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巨变，团里欲组织一台“放歌秋野”的演唱会。我同团里一作曲家和几位民乐演奏家，奉命赴宁阳采风。
初秋的宁阳，绚丽缤纷的色调令人目不暇给，到处有金子般的黄，翡翠般的绿，玛瑙般的红，宛如油画家精心绘制的各种色块的大组合。
这实在是一片充满大丰收希望的土地。
一天晚饭后，县文化馆的陪同者神秘地告诉我们，他要安排一场“秋野演唱会”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这天晚上8时许，我们乘车来到宁阳泗店镇乡间的田野里。
大半轮水淋淋的月亮挂在中天，给秋野洒下朦胧的银雾，群星宛若亮晶晶的宝石，缀满幽远深邃的天幕。片片玉米，块块金谷，垄垄瓜架，行行树木一切都融入月夜的帷幕里。泥土的潮气，野草、菜蔬、庄稼散发出的气味，汇聚成秋野特有的芬芳。我们坐在长满莠草的田埂上，侧耳谛听“秋野音乐会”此刻正渐入佳境。无垠的原野里，似有千万个歌手同时亮开歌喉，它们有的高吟，有的浅唱；有重音，有分合，组成了大自然的交响乐。
“噔绫绫，噔绫绫——”那振翼呜叫的是金钟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一展歌喉的是油葫芦；“梆梆梆，梆梆梆——”那鼓翅敲打的是梆子头；“吱吱吱，吱吱吱——”那用尽丹田之力歌坛献艺的是花铃子；“极极极，极极极——”那急促呜叫，发出近乎金属撞击时才有的清脆声响的，当是蝈蝈的歌声和乐段了
也许因蟋蟀家族最为庞大和兴旺，那“曜曜曜，曜曜曜”的鸣唱，此起彼伏。千百万只蟋蟀的鞘翅，如同纯银制就的一架架琴弦，它们演奏出的声音，没有蝉鸣时的沙哑，更妙在它们知道如何抑扬顿挫。这就使得蟋蟀们的演奏，既浑圆洪亮而又极富节奏感。在这“秋野演唱会”上，蟋蟀家族既是最出色的领唱者，也是大合唱的主声部。
作曲家醉了，连声称叹：这是上帝的歌唱。
演奏家们迷了，纷纷扼腕击节：这是天外的声响。
置身于这“秋野演唱会”的我，仿佛感到身内的宇宙与身外的宇宙已融为一体，而身外的宇宙是那样深邃、玄奥、广袤、无穷。千百万只鸣虫鼓动着诗与音乐的翅翼，载着我的心灵在天地间自由翱翔
这次宁阳之行的“秋野音乐会”令人销魂夺魄，在我记忆的回音壁上，留下了永难消逝的音符。
十余年后，我在一刊物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1993年2月21日，英国摇滚歌星埃尔顿约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露天广场上举行演唱会，因无数蟋蟀齐声鸣唱，欲与歌星一比歌喉，使得歌星自愧弗如，只得取消演出，与数万歌迷一道，同闻天籁。
蟋蟀的确是大自然最高超的歌手。如果人类仅仅用它那美妙的歌声来悦耳陶情，无疑会使人们品味到天人合一的欢愉。然而，我们的老祖宗最早发现了蟋蟀的斗性，有人又将其斗性用以赌博，这就给大自然中这可爱的小精灵身上，涂上了铜臭和血腥。
三
人的本能中包含着各种欲望。
大自然万物万有的多样性，简直达到了极为豪奢的程度，佛家要清净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所产生的欲望，人类皆能从大自然中得以满足。
人人都有权利这样说：“大自然是上苍为我创造的。”而小小的蟋蟀，就是上苍派遣到人间的欢乐小天使。
前些年我参加中美作家对话会时，曾在美国大地博物馆内，看到宋人苏汉臣的百子图。图上有七个垂髫小儿在做斗蟋蟀的游戏。斗蟋场地的背景，是奇石垒叠的假山、挺拔莹润的竹林、青翠欲滴的芭蕉。从场景上看，应是江南一望族舍中的花园。一半身在画内、半身在画外的顽童，似在伏地捕蟋，地上摆有几只蟋罐和一方形斗蟋笼具，一小儿半蹲于地、手执斗栅往蟋盆里倒虫，余下的娃儿们或立或坐或趴，悠然自得地望着倒蟋蟀的小伙伴
此画题额为百子图，应有百子，然画中仅有七童。我猜度，匠心独运的画家，定是将藏在罐中和匿于竹林丛里的小蟋蟀也计算在内了。因为稚童与蟋蟀都是大自然的宁馨儿。图中，稚童们那一双双眸子里流溢出的纯净目光，和挂在张张小脸上的灿烂的笑，实乃人世间最完美的诗句。
我看到两位白发盈颠的侨胞，在百子图前久久驻足。从两位长者那留恋的目光和追忆的神情里，我读到了老叟们常有的“返童性”
斗蟋本是充满稚趣童兴、老少咸宜的游戏。凡是在山野间长大的孩子，哪个不曾留下戏嬉蟋蟀的甜蜜记忆。然而，斗蟋之风的盛行，同畜养蟋蟀一样，并非肇始于茅舍，而是发轫于宫廷。
宋人顾逢在负暄杂录中写道：“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顾氏之说，仅为一家言，并无史料佐证。在顾氏之前的五代唐废帝时的天宝开元遗事中，只记载了唐玄宗时宫女“金笼畜蟀听其鸣”的情景，而只字未提斗蛩之事。况唐开元年间，诗人迭出，灿若星列，人间万象，市井百态，皆在诗家笔下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述。李隆基有斗鸡之好，不仅史书多有记载，诗仙李白在古风中，亦有绘影绘神的描写：“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而当时的民谣，则对宫廷大肆斗鸡引发的社会弊端，作了无情的抨击：“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显然，民谣中的贾家小儿，因驯鸡有方而得皇家垂青，白日升天，骤然暴富。倘若当时玄宗有斗蟋之瘾，史家、诗人、民谣，焉有不记、不吟、不讽之理。
穴居的蟋蟀，常是昼伏夜出，且只有雄蟋才具有善鸣好斗的习性。雄蟋为争夺住穴和情侣，交斗多发生在夜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很难窥见。自唐天宝年间之后，忧怨宫女“畜蟋闻声”之风不绝。后人猜度，发现雄蟋善斗的“专利”大概应属于大内中的宫娥或太监。他(她)们抑或在畜养蟋蟋时，不经意地将两只或多只雄蟋放于一笼，偶然间发现了小虫的斗性。
争斗是一切生命的本性。文明人类的躯体内，不乏“蛮性”的遗留，人的攻击性可谓根深蒂固。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战争，固然是因政治、经济、信仰、文化等诸多因素所引发的，但人躯体内的雄性荷尔蒙通过战争得到释放，也是当代一些科学家、哲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小狗小猫刚离母怀，便会追逐扑咬；顽童刚会行走，便无师自通地模仿士兵交战。各种体育比赛，都是“文明战争”的上演。
观赏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的争斗，是人的天性使然。
雄蟋在玩家用芡草的撩拨和引逗下，往往斗性倍发，逞勇显威，极富观赏性和刺激性。
雄蟋的斗性，由宫人发现并变为一种游戏，很快传播到民间，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凭藉正史之所记，野史之所载，诗文之所叙，乃至今人从宋.墓中发掘出的斗蟋用的过笼，我们便可清楚地知晓，斗蟋之风盛行于南宋。
其时，最大的蟋蟀玩家，当属奸相贾似道。
贾似道的姐姐乃宋理宗最宠爱的贵妃。身为国舅的贾似道飞扬跋扈，权倾朝野。当时，贾既是右丞相又兼枢密使(宋军最高统帅)，但贾胆小如鼠，从不亲临战场。宋度宗时，贾既是宰相，又是太师。度宗昏庸无能，只知享乐，将朝中大小政务皆委于贾，赵家的天下实则成了贾家的江山。贾似道声色利货，无一不好。度宗赐与贾似道的府第，位于杭州葛岭(今西湖边新新饭店处)，名曰半闲堂。半闲堂倚湖傍山，岚影沉浮，府中楼台亭榭，廊腰缦回，中有一“多宝阁”内藏贾从全国各地搜刮的宝玩，其数量之多之珍贵，远远超过朝廷。贾从宫中、民间、青楼乃至尼庵，广采美女，充斥后庭，日夜淫乱。这奸相最大的嗜好是斗蟋作乐。每届秋时，贾与群妾踞地斗蟋，外人皆不敢抵近或窥视半闲堂。某日，贾一妾之兄来府探妹，被斗蟋正迷的贾似道瞥见，一怒之下着人将其妾兄投入火中烧死这畏敌如虎的佞臣，却将小虫相斗戏称为“军国大事”乃至元军兵围襄阳，朝廷岌岌可危，他都充耳不闻
如果说见于宋史贾似道传中的这些史实，足令读史人声罪致讨，那么野史中关于贾似道养蟋的一则遗事，听来更会叫人咒诅唾骂。每当这奸相获得蟋蟀中的超品之后，他便珍如拱璧。为增强虫王之斗性，他在喂养时有着独出心裁的奇技淫巧。他竟让个数粉面桃腮的宫女，先沐浴净身后，又于夜间将宫女们皆双臂捆绑，裸身投进门户洞开的库房，让飞进的蚊虫，去饱吮宫女之血。继而，他又命家丁捉来吸足宫女之血的蚊虫，去喂蜘蛛，再将因吃饱蚊虫而肠满肚肥的蜘蛛，去喂养他心爱的蟋蟀
贾似道只顾奢靡腐化，从不抵抗元军，加上卜昼卜夜地淫乐和斗蟋，致使大宋江山很快断送在他的手中，被后人斥骂为“蟋蟀宰相”
蟋蟀本是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天使，却被“蟋蟀宰相”酿造出如此登峰造极的人间惨剧。倘若上苍有眼，也不得不怀疑她创造蟋蟀这小精灵的初衷。
蟋蟀岁岁秋鸣，国人年年玩虫，乐此不疲。至明代，斗蟋中心已由杭州转至北京。
明宣宗朱瞻基，乃明成祖朱棣之长孙。朱瞻基初登龙墩时，推贤进士，广开言路，崇尚节俭，还算得上朱明王朝的一位好皇帝。但朱瞻基在外安内定后，却由少时“夙夜不倦，日诵万言”的书痴，变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蟋蟀皇帝”
在皇权社会中，皇家的权力如同司天的魔杖，天子在享乐方面的每个念头，每个奇想，乃至每个示意的眼神，总会很快得到实现。龛州史料中，收录了宣宗的这样一道诏书：“敕苏州府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样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为堂堂天下之主，一国之君，为小虫事又是下诏，又是差人，又是催办，这在历代皇帝的诏书中，恐是绝无仅有的。况钟以为官清风两袖、彰善瘅恶，而甘棠遗爱，口碑载道，但面对敕令，这苏州府尹也不得不将进贡蟋蟀去当做最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野史记载，宣德八年，朱瞻基得一异虫，形似蟑螂，又如蜘蛛，其貌不扬，初时并不得宣宗恩宠。有大臣见此虫翅上似有两点梅花，便取一美名“梅花翅”此虫交斗时，骁勇无比，竟使得宫中所畜养的虫王皆俯首称臣。宣宗这才移情别恋，独钟梅花翅。恰在这时，苏州一姓朱的镇抚，献上一只名日“金丝黄麻头”的凶虫。此虫头呈蜜蜡色，两须橙黄，六足粗壮，两翅灿若金箔。宣宗御览后，乐不可支，因梅花翅多日无厮杀对手，便传旨着梅花翅与黄麻头于金銮殿上捉对格斗，并着臣子宫人聚殿观阵。
黄麻头与梅花翅几经交口，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黄麻头来了个“霸王举鼎”将翅折肚破的梅花翅拼力甩出斗栅
宣宗看得目瞪口呆，直至殿下百官伏地山呼“吾皇洪福，金虫奏凯”时，才恍然醒悟。当他得知此虫乃朱镇抚所献时，便传旨：“金丝黄麻头赐宫花披红巡各殿，朱镇抚加官两级，赤金万两。”
吴县志载，朱镇抚横征暴敛，残民以逞，被百姓詈骂为“吴中四凶”并把朱这种“巧将秋色媚天子，水晶盆虚笼小虫”的行径，视作吴人的“百年大辱”
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攀龙附凤，望风希指，是“皇权政治”的一种通病。帝王希冀长生不老，有人会传炼丹之技；万岁耽于温柔之乡，有人会献秘房之术；圣上喜听颂歌盈耳，有人便能杜撰出天降祥瑞、紫气东来的种种吉祥征兆。天子朱瞻基缠绵斗栅，自然会有人阿其所好。
朱镇抚以一只小虫，官进两级的“示范性”自然会使得一些官迷们，巴不得搜尽天下名虫集于一宫，以达他们升官晋爵之目的。
其时，全国盛传这样的民谣：“促织曜曜叫，宣德皇帝要。”曾多次标榜“朕以安民为福”的朱瞻基是否知道，为了他一人一己斗蟋时生发的情感上的欢快，竟使多少百姓为进贡小虫家破人亡。
明朝小史中，曾记下这样一则故事：苏州枫桥一小小粮长，接郡督一再催交名虫的指令，只得用一匹骏马易得一上品小虫。粮长之妻听说小虫乃大马所换，纳罕惊怪，便趁其夫不在舍时，悄悄打开虫罐看个究竟，谁知小虫从罐中一跃而出，被正在院中公鸡一口啄食。妇人深感惹下祸端，便自缢而死。粮长归家，见罐空虫失，妻子悬梁，既为亡妻悲伤又觉虫差难交，他也寻一根粗绳自尽，与亡妻一道匆匆奔向奈何桥
由是观之，一代文章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并非向壁虚构，徒托空言，而是以小虫刺斫大明王朝之腐败，可谓力透纸背，刻肌刻骨。
宣宗的嗜好熏染着宫廷，浸染着大臣，感染着京城，也习染着百姓。于是，从帝王后妃到三公六卿，从富商大贾到贩夫走卒，举国上下掀起了养蟋、斗蟋的沸沸扬扬的狂潮。
一代文魁“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曾在促织志开篇中，情景交融地勾勒出了当时京师“蟋蟀热”之炽之盛：“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以引斗为乐。”
人们所以捕捉蟋蟀“如馋猫见鼠”当然不全是为了娱乐，攫取金钱的欲念，使更多的捕虫人，玩虫者忽略了快乐天使那精妙动人的音乐，使更多的斗虫人加入到了赌徒的行伍。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吴越浪子尤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
宣宗仅在位十载便驾崩，但由这“蟋蟀皇帝”点燃起的全国性的“斗蟋热”却丝毫没有降温。斯时，除农家的翁媪男女及部分文人雅士将斗蟋作为娱乐外，大部分玩家、斗家则将小虫当做一种赌具，使斗蟋成了赌博的代名词。
明代文人陆粲在庚已编中记述了吴人张廷芳因斗蟋乐极生悲、悲极生乐的轶事：张廷芳乃一赌狂，初时每斗必败，银钱输光后，只得变卖家产物业抵虫债，其岁岁逢秋必斗，直赌得倾家荡产，身无寸缕。后经高士指点，获一虫王，每战必胜，不消十数日，便又成豪富。冬至虫王死，张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为报小虫知遇之恩，张铸一银棺，盛葬小虫
在斗蟋史上，向有南虫、北虫之分。至明代，南北玩家们斗遍全国诸多名蟋产地的名虫后，通过类比，辨析，渐次发现北虫之斗性优于南虫。在北虫中，又以鲁虫为翘楚。齐鲁之宁阳、宁津、乐陵、德州等地的蟋蟀，相威猛，色苍秀，骨丰实，牙坚硬，皮枭老，性刚烈，斗期长，色品俱全，大受斗蟋场上斫轮老手的垂青。
明自宣宗后，从京都大邑到穷乡僻壤，以小虫为赌具的博局，随处可见，只是赌资多寡而已。就连军中将领也痴迷于斗虫赌场。
明末将领马士英，曾身居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太保之要职。当清兵大军压境，小朝廷如同鱼游釜中之时，马士英仍容头过身，大斗蟋蟀，后人嗤之为“蟋蟀相公”
从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到朱明王朝中叶的“蟋蟀皇帝”朱瞻基，再到这“蟋蟀相公”马士英，后人从中得出了蟋蟀既亡宋又亡明的结论。作为“欢乐天使”降临人间的小小蟋蟀，蒙受这等奇耻大辱，实乃背情悖理。这些人世间闹剧、惨剧的上演，绝不是小虫儿的过错，而是人性残缺的悲哀。
满族人入关，天下一统。兴起于漠北马背上的民族，本不晓得蟋事，但因受到汉文化的浸润和融合，又加之蟋蟀这小精灵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清宫里的帝王贵胄，乃至八旗子弟，也很快染上斗蟋的嗜好。因康熙帝尤喜蟀鸣，宫中遂有了专司畜养蟋蟀的虫师及太监。因“促织”有催人“纺织”的寓意，京都的斗蟋活动，也每每由朝廷的织造府牵头组织，且于斗前在大街小巷里张贴海报，以招徕百姓前往观看。当然，小虫仍必须作为赌具的角色，方可诱发人们踊跃参与的激情。有史料证明，酷爱权力的慈禧太后亦酷爱斗蟋赌博。她每届岁秋都要住进颐和园，于重阳节这天开局斗蟋，历时一月方休。仅此一项，那拉氏每年都大获一批银两
民国时期，军阀战得糜沸蚁动，昏天黑地；小虫儿也咬得肉薄骨并，双锋插云。津门的蟋事在清代就可与京都比肩，这时，旌分五色的天津租界里，又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批寓公，蟋事更呈烈火烹油之势；而斯时的十里洋场上海，自会不甘人后，斗蟋也斗得蜩螗沸羹，不亦乐乎。还有资料表明，抗战时期，全国局部性的斗蟋比赛仍是“雷打不动”日寇投降的第二年秋，沪上的蟋事更是日甚一日，达到历史高xdx潮蟋蟀，这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小天使”面对国人历千载而不衰的斗蟋潮，也不得不为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更不得不慑于金钱的淫威，而乖乖俯首听命了。
四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灵之树上的果实。
近些年来，国人喜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及一些有趣的群体行为，均提纯到文化的层面去追根溯源，去诠释阐解，并成为一种习尚和时髦。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陶瓷文化等古老传统文化，纷纷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自在情理之中；园林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成为学人的研究课题，当也不穿凿附会；至于猴年有人话猴文化，鼠年有人说鼠文化，兔年有人论兔文化，便显得“文化”的价值大为贬值；再至于新近有人在小报上提出什么烟草文化、厕所文化、厨房文化等等，不免令人觉得是凿空之论，郢书燕说了。当今“文化”一词使用频率之高，已使我们感到这个词汇的“通货膨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专家学人亮出了“蟋蟀文化”的旗帜。不明就里的人们听到还有这种“虫文化”难免忍俊不禁。历史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见证，只要我们对古往今来的中国有关蟋蟀那卷帙浩繁的典籍进行研读，只要我们从万签插架的书海里，去搜寻那些关于蟋蟀的忽明忽暗的历史鳞片进行组合，便会惊愕地发现：那藏在书页里“小精灵”之迷人的歌唱和勇猛的交斗，所折射出的人性大宇宙，足令我们在传统文化的长河里沉浮；而与“小天使”相关连的诸多学科与艺术领域，会把我们引进虫学与美学的“高等学府”
琴棋书画、花鸟鱼虫，古称“八艺”向被视为高官贵爵、文人骚客、隐士逸民修身养性的雅文化。在“八艺”中，惟有蛐蛐可走出高堂华舍，普及民间。秋野劳作的农夫，捉得一对斗蟋，就地挖坑，便可席地而观；山间秋牧的顽童，捕到一只蛐蛐，放入苇编小笼，投进几颗青豆，便可夜听其唱
人在亲近自然的静观中，在渗透自然的默察里，与“欢乐小天使”的心灵得以同化，这就孕育出蟋蟀文化的雏形。
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是由草木鸣虫所引发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吟述蟋蟀的诗文不可胜记，自宋代以后，关于斗蟋的民谣、歌诀也不绝如缕斗蟋之戏的普及性及博彩性决定了斗蟋文化的雅俗共赏，瑜瑕互存。
恶贯满盈的乱臣贼子，死后总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生前所做的某些善事，也往往随着其尸骨入土。“蟋蟀宰相”贾似道却似乎是个例外，他编纂的促织经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看来，这位奸相不仅只善于渔猎美色与宝玩，而且还工于搜罗天下关于咏记蟋蟀的妙文及民间畜养斗蟋的秘方及歌诀。促织经分上下两卷，集“论赋、论形、论色、论养、论病”于一册。今人读来，除觉个别处缺乏科学依据外，通篇都是人们长期捕蟋、畜蟋、斗蟋经验之结晶。致使后来的蟋事研究者想绕也绕不开这奸相的著作，成为蟋蟀行家和玩家的必读书。
习俗往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向导。随着斗蟋热的久盛不衰，更多的文化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研究蟋蟀的行列。以诗文灼闪才华的明人袁宏道，于万历年间著有促织志。此文分“论畜、论似、论体性、论色、论形、论病、名色、养法、治法、总论”等章节，对蟋事抽丝剥茧，言必有中，读来文采郁郁，辞藻华赡。写有帝京景物略等著作的崇祯七年进士刘侗，也撰有促织志。文中分“产、捕、辨、材、斗、名、留、俗、别”等段落，也将蟋事写得如画如真，妙趣横生。自明至民国，有关蟋蟀的鉴谱、秘要之专著多达十余部。其中民国时期李石孙所纂集的十二卷蟋蟀谱，是自宋以降，文人学者与玩家歌咏、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爱因斯坦有言：“科学所追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锐性和清晰性。”
当我漫游于自宋以来国人对蟋事研究的书林里，不得不惊叹：即使最博学的昆虫学家和最精到的解剖学家，也难以对小小蟋蟀做出这般纤毫无误的钩稽与考究。
在一般人看来，蟋蟀这个小精灵，虽然五颜六色，但不外青、紫、黄、黑、红、白等，而经历代玩家及爱好者的辨析，仅青色蟋蟀，古谱上就离析为紫青、黑青、淡青、蟹青、油青、稻叶青、竹叶青、芦花青、生虾青、熟虾青、蚰蜒青、青麻真青、青麻铁青等凡30余种，而且每种青色均有歌诀描绘。即使对色彩尤为敏感的油画家，见青之色竟有这多种，也会击碎唾壶。
古谱中对紫、黄、黑、白、红诸色，也复如斯。在寻常人看来，除雌蟋三尾外，雄蟋皆两须、两牙、两尾、六爪，在形体上差异并不大。而历代虫家凭着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对大自然多种昆虫的感知，却将斗蟋的形状进行了细化加形象化，古谱记有“蝴蜂形、蝼蝈形、蜘蛛形、螳螂形、蚱蜢形、玉蜂形、枣核形、龟鹤形、土狗形、虾脊形”等近20形，且每种形态，亦有歌诀论之。如论蚱蜢形歌日：“头大肩尖腿脚长，秀钉模样最难当(难以抵挡之意)。侧生身分高而厚，斗到秋深赢满场。”
选虫如选将。经历代玩家之实践，古谱上对蟋蟀的须、头、额、眼、牙、项、背、翼、爪、腹、尾等每一个部位，都有精到的辨析及破说，就连人们用肉眼极难观察到的比米粒还小的蟋蟀之铃门(即肛门)及其排便情况，古谱上亦有准确的考释：虫粪细小且坚实，说明虫之强壮；粪粗且酥软，证明虫之孱弱；如果铃门红若涂朱，是为难得的骁勇之将；倘若铃门色成姜黄，则虫已近垂暮之期；而铃门发黑，则是罹病之兆
历代虫家薪尽火传，对小小蟋蟀的食、饮、住、行乃至生活隐私，也记述得细致入微。明本重刊订秋虫谱中，载有“促织三拗”说的是蟋蟀有悖常规的三种行为：一是斗蟋在交斗时，胜者呜叫而败者无声；二是雄、雌蟋交配时，雌蟋压在雄蟋背上；三是交配后的雄蟋，斗时情绪亢奋，变得更加勇猛
辨别蟋之鸣声，是选将拔帅的要诀之一。令人嗟讶称叹的是，历代“九段捕手”及高超的玩家，其耳朵灵敏得如同当今的声谱仪，在一片蟋鸣中，他们竟能分得出：哪是独处的蟋蟀怡然自得的“呜叫声”；哪是受扰蟋蟀向其同伴发出的急促的“警戒声”；哪是相斗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竞斗声”；哪是寻欢的斗蟋向雌蟋唱出的缠绵的“求爱声”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时哼出的亢奋的“做ài声”
国人对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谓卓矣，越矣，显矣，著矣，精矣，绝矣。倘若自明以来的袁宏道、刘侗、李石孙辈再世，他们足可挟其著述，款款走进当今的高等学府，去客串讲授——“动物界之节肢动物门之昆虫纲之直翅目之蟋蟀科”的知识，即使将他们聘为昆虫学博导，也能名至实归。
在蟋蟀文化中，还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历年斗蟋，每岁产生的虫王，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编写的功虫录。录中，对每秋“殿试”中跃过龙门的“虫状元”、“虫将军”皆“诰封”赐名，并对虫的形貌、体长、身重、颜色及所斗场次及战场表现，皆一一形象化地备述。述后，还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颂诗。
清功虫录载，宁阳有一小虫独占整头后，即被“诰封”为“骁勇大虫王青金翅”对该虫，录中有无名氏颂诗四首，其三云：
项阔头圆体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仪。
诸雄胆破仓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现象，这是旧中国有闲阶级和帮闲文人对小虫“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间，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具的自然法则。小小蟋蟀从羽化成虫到死，仅有三几个月的时光，故被称为“百日虫”它们钻土为穴，以五谷杂粮为主食，间啜其它昆虫。蟋蟀是宽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怀中的小乖乖，上苍给了它们最大的自由。然而，当它们被人们玩于股掌之上后，尤其从唐代开始被“召进”皇宫后，它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虫分五等，身有九级。这小乖乖们被人为地拉开了“阶级的差距”生活的差别。
皇族鼎贵，为炫示富有和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心，对小虫儿的吃住，进行了极为奢华的安排。金编银铸的小笼，玛瑙雕成的虫楼，碧玉镂镌的虫室，无不小巧玲珑，精美绝伦。这足令身栖草棚茅舍的农夫发出“人不如虫，虫比人贵”的喟叹。
至宋代，玩家们渐次发现，小虫儿有喜阴避光的习性，这才将它们从金玉之舍中解脱出来，让其改为盆居。在英语中，陶瓷是中国的同义语。而小虫盆居，更能让皇室巨富去显示花样繁多的奢靡。从宋平章盆(“平章”乃南宋奸相贾似道官号)、元至德盆，到明宣德盆、清慈禧的御用虫盆，其盆体、盆盖上，莫不描金绘彩，有的甚至镶有珍珠和宝石。盆体、盆盖上的塑雕及图案，或仿青铜，或摹汉魏，或肖脸谱，或雕云鹤，或镂狮球，或刻龙描凤在不大的虫盆上，魏紫姚黄，争奇斗艳，竟把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极致。
皇室里的虫盆中，蟋蟀的小食板多为玉制，饮水用的水盂，居住婚配用的铃房，提蟀交斗时用的过笼，皆由官窑烧制，其图案之精美，颜色之绚丽，足也令人眼花缭乱。
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拨下才会交斗。农家小儿折根黄草当芡草，既能顺应虫性也能玩个尽兴；而皇家和贵权用的芡草，则常是鼠须或貂鬣所精制，而芡筒则是象牙镂空而成—.
如果将这些宫廷及王公们使用的集“诗、书、画、镂、塑、雕、铸、锻、烧”于一体的虫盆、虫具汇聚一起，足可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廊。
难怪当今最负盛名的大鉴赏家、大收藏家、学者王世襄老先生，在饱览民国时富家养虫的精舍美器后，在秋虫篇一文中，不乏风趣地写道：“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林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悠哉！悠哉！”
我常想，自宋至清，皇族显贵为蟋事，曾消耗了国人多少聪明才智，曾挥霍了国象多少金银资财！倘若明清时当权者把玩蟋的浓兴移出半分去倡导科学与民生，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也不至于在清末被列强那一条条、一款款辱国条约的利刃，戳成碎片
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云：“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早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蟋蟀文化”里。以松竹喻人格，以牛马比君子，常被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来阐释做人的道理。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织有“三德”同是清人的冯芫霁云则云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遇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伤重致死，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但这种声音，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大潮中，毕竟显得力弱音微。
中国的蟋蟀文化，不谓不博大精深；但它又是一颗多味的果子，今人咀嚼起来，很难分辨它是涩，是甜，是酸，是辣”
五
近代人恩溥臣所撰的斗蟋随笔，实际上是一本近代“功虫录”书中记有从清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九年的46年间，全国斗蟋决出的“功虫”计有26只。因斗蟋随笔的手抄本发现时巳残缺，人们能读到的功虫只有21只，其中山东虫占17只，宁阳独占8只。作为一县之地，宁阳在全国当是无出其右。
从明清以来，山东便被玩虫者誉为“蟋蟀王国”而宁阳、宁津名虫产地所产之虫，又是这“蟋蟀王国”中的“御林军”
古谱言：“蟋蟀所生必在地脉灵秀之地，燥湿得宜之壤。”
凡于秋日来宁阳的玩虫人，看罢这里的锦山秀水后，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虫王应该产生在这里。
宁阳北倚泰岱，南襟曲阜，孔子喟叹的“逝者如斯夫”的大汶河，横亘东西，穿越县境，境内有数十条汶河支流，经纬交织。西部有重峦叠嶂的神童山，东部是沃野平畴。
神童山中，虬干曲枝的古松、古柏，华盖如伞；扶疏叠翠的老橡树，巍峨峥嵘；古庙、古刹隐现其间，表明这里曾是道家、佛门的洞天福地。神童山下连绵的丘陵上，有20万亩百年大枣林。远远望去，郁郁苍苍，茂茂密密，如同凝固在山脚下的汗漫的青黛色云烟。枣林里棵棵老枣树枝干交叠，遮天蔽日，串串玛瑙般圆润的大枣，压弯了干，压颤了枝，嫩红、浅红、绯红、绛红、浓红、紫红、玫瑰红、杜鹃红的枣儿，斑驳陆离，溢光泛彩。枣林四周，间有座座梨园，嘟嘟噜噜黄橙橙的鸭梨缀满枝头，人们在饱享丰收喜悦的同时，也会为梨枝的负重而担心
走进盛产名虫的泗店、乡饮、磁窑、伏山等几个乡镇的沃野里，映进人们眼帘的是一片五谷丰登景象：那大片的玉米比壮汉还要高过一头，每棵秸秆上甩有一对尺把长的棒棰；齐腰深的豆田里，串串饱鼓鼓的豆荚，似要在金风里随时炸裂；块块棉田里，株株都是金铃吊挂，绽出雪一样洁白的花絮
斯山斯水，斯情斯景，岂能不令人发出这样的咏叹：宁阳虫的鸣唱所以格外清脆嘹亮，宁阳斗蟋所以数度打遍天下无敌手，是神童山的锺秀赋予它们超迈的神韵，是大汶河的清波洗濯了它们油亮的翅羽，是枣林梨园的花香熏柔了它们婉转的歌喉，是沃野中的夏霖秋露补足了它们滂沛的元气，是田畴里的豆谷糜粟强健了它们刚劲的筋骨
历史是一出永远没有结局的连台本戏，常是“龙笙”乍歇“凤弦”又起，而每一次的闭幕，又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
开国后，赌博、狎妓与嗜食烟土等旧中国遗留下的沉痼恶习，被理所当然地明令禁除，斗蟋之戏也被视为玩物丧志而销声匿迹。“文革”时，国... -->>
一
人从大自然万物万有那里获取的无穷乐趣，都是上苍馈赠给人类的最完美的礼物。
近几年，我把目光瞄向体长仅20毫米的小蛐蛐，决不仅是未泯童心的放飞和复归，而是想从这神秘的小虫豸身上，去观察、理解和破译回响在宇宙中心的最响亮的音符——“人”
去岁元宵节前夕，我到山东名虫产地宁津县采访。该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连续举办过两届全国性的蛐蛐节。
宁津尤集乡陈家村一捕虫农人，向我讲述了一桩听来令人不胜唏嘘的故事：这农人曾捕得一“红砂青”名虫，被上海某玩家购去。红砂青在上海斗场上连战十数场，皆扼吭拊背，致敌死命。此虫于深冬寿终正寝，虫主先是打造金棺将虫装殓，接着乘飞机从沪至济，继而又租乘奔驰直奔陈家村。虫主与捕虫人一起祭拜圆寂的红砂青小虫后，虫主趁风高月黑，独自悄悄掘深窟将金棺埋葬，让这虫中的“常胜将军”魂归故里
济南有一陈姓玩家，嗜虫如命，素以饮酒斗虫为快。前年初冬，陈因一爱虫猝死而痛不欲生。他将放大的爱虫遗像端置案几，每日焚香叩拜，追荐亡灵。嗣后的一段时日，人们常见陈双手捧着玻璃制作的小棺材，内装其爱虫遗体，在闹市中踉踉跄跄，呼天唤地，泣如雨下。不明就里的观者视其为“疯子”而圈内人则叹其为“虫痴”
“金棺葬虫”的上海虫主与“哭祭亡虫”的济南玩家之作为，虽有悖于世之常情，但凡了解中国昔年蟋事的人，便会觉得这不过是邯郸学步而已。
前些年，宁津县领导层因对“虫经济”见解歧异，在继续鼓励农民捕虫、卖虫的同时，不再举办全国性的蛐蛐节。山东另一名虫产地宁阳，便抵瑕蹈隙，及锋而试，人弃我取，再举蟀帜。
宁阳自1998年始，每年都于仲秋时节举办“中华蟋蟀全国友谊大赛”迄今未断。
早就听说每当处暑节令过后，宁阳的虫市便开始火爆起来。为一睹虫市景况，我于2000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驱车来到宁阳县的泗店镇。
泗店既是名虫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蟋蟀集散地。肥城至兖州的公路主干线在镇中横穿，公路两侧是宽展圹琅的虫市。
虫市上到处摆满小桌子，每张桌后皆端坐着收虫人。他们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以沪、津、京、杭、西安人居多。当地青男壮夫因夜间捕虫此时正在酣睡，卖虫者多是农妇村姑和稚童。他们或车推或肩挑或手提着装有蛐蛐的七彩纷呈的瓷罐陶皿，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虫市。未及中午，虫市已是比肩继踵，人山人海。卖虫者和买虫客挨着、挤着、移动着，整个虫市连衽成帷，人声鼎沸，望去已达到饱和程度。
陪同者告诉我，近几年每届八、九两月，全国各地来宁阳的购虫者多达十万之众。十万弄虫大军潮涌宁阳，岁岁使得几千万只蛐蛐背井离乡。
见镇中虫市已无法穿行，我和陪同者只好绕过泗店，沿乡间土路再踅回公路干线上。
这里另有一番景象。
在宽阔的公路左侧的白杨树下，呈“一”字形摆下一张张木桌，桌的前后左右，皆叠放着五颜六色的虫罐。与泗店大虫市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坐桌人均是卖虫者而不是购虫客。在公路右侧，则停放着首尾相衔的轿车：林肯表露着主人的派头，奔驰呈现着虫客的尊贵，蓝鸟展现着买主的潇洒，福特炫示着玩家的阔绰那“一”字形摆开的卖虫桌，见头不见尾；而轿车排列的长蛇阵，则从这泗店一直排到20华里外兖州市的漕河。路中央的过往车辆，只得蜗行牛步，沿途不时有警察在维持着交通秩序。
这些乘豪华轿车而来的购虫客，或有曼妙女郎相伴，或有虫行家跟随，他们千挑百选，不计虫价高低，只希冀能购得虫中的元帅或将军。
从泗店到漕河只不过区区二十华里，但我仿佛觉得是在漫长的历史走廊里穿行。
眼前的购蟋潮，很容易令人想起曩时的斗蟋热。
小小蛐蛐，你那美妙绝伦的歌唱，曾给多少童稚带来欢悦，曾给多少长者送上温馨，曾让多少墨客骚人诗兴遄发，曾使多少丹青画子落笔成珍但在这美丑共生、善恶共存的人世间，你那尖锐犀利的牙齿，又咬破过多少卑微、龌龊、贪婪、邪恶的灵魂
小虫性烛照出大人性。
小斗栅连结着社会大舞台。
二
殷代的甲骨文中的“夏”字形似蝉“秋”字状若蟋蟀，足见华夏先民对应时而生的夏蝉与秋蟋早有认知。
蟋蟀在我国分布极广，北起沈阳南至海口，西从陕西东至沿海诸省，到处都可以见到它的倩影。上海人称它“赚织”北方人叫它“蛐蛐”玩家们叫得最干脆：“虫”
汉字与洋文的区别在于，洋文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而单个汉字除有语言符号的功能外，还具有情感荡漾的空间。我们的老祖凭借方块汉字独具的张力和魅力，竟给蟋蟀这可爱的小精灵起了近30个名字。因蟋蟀鸣如机杼之声，民间自古就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说。故而，这小虫又称趋织、促织、络纬、促机、梭鸡等。另外，它还有蛩、王孙、樗鸡、莎鸡等称谓，而它真正的学名叫“斗蟋”
蟋蟀入诗，始见于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唐风蟋蟀中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豳风七月中亦歌日：“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见那时的先民，对蟋蟀的生活规律巳相当熟悉。
情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类的情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单元的旋律，而需要大自然多元音符的协奏和共鸣。蟋蟀作为冥冥中的鸣虫，极易溅起人的感情之海的波澜。
国人畜养蟋蟀，始自圈在皇宫中的忧怨宫娥。
西晋武帝司马炎本是一贪色之君，灭吴后，更不忘及时行乐。一道诏书下去，五千吴女尽归晋主。这些原吴主孙皓宫中的娇娃，个个明眸皓齿，雪肤花貌，玉臂蜂腰，袅袅婷婷。再加上原晋宫中的五千佳丽，后宫美女竟多达万人以上。武帝终日游乐于脂粉丛中，常不知该幸临哪宫为好。一班佞臣便给武帝出了个怪诞主意：让晋主乘坐一辆羊拉的宫车，任凭羊车停在哪里，便在那里纵欲。宫女们为得武帝几滴雨露，个个大展媚技，施尽手段。有宫女晓得羊喜食带盐的竹叶，便折来竹枝洒上盐水，插在宫门前，招引羊车。众宫娥采女见此招灵验，皆仿效之。结果羊车刚在此宫停歇，又到彼宫住脚，弄得武帝云里雾里，昏头晕脑。即使晋主有龙马精神，日御九女而不倦，这万名美女三载方能轮一圈儿。这就使得万名宫娥“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唐李益宫怨)。
风流皇帝唐玄宗，面对众多的后宫粉黛，也曾遇到像司马炎一样的难题。玄宗便在后宫中做起“随蝶所幸”的游戏：开元末，玄宗常于宫中大宴嫔妃，他让嫔妃采来鲜花各自插于发髻，玄宗亲捉粉蝶放之，蛱蝶落到哪位嫔妃头上，他便临幸那位。后因杨贵妃专宠，此酷谑游戏方才告罢。
司马炎的“竹枝引车”与李隆基的“随蝶所幸”是历代宫娥悲剧的缩影。宫女们身锁幽宫，虽锦衣玉食，珠环翠绕，但孤独这个魔鬼却终生与她们如影随形；寂寞的泪水至死也冲刷不掉她们心灵的锈斑，抑郁如同闷塞的火炉，会将她们青春的心烧成灰烬。对于“鸳衾半拥空床月”的宫女们来说，蟋蟀那动听的鸣唱，自会给她们死寂的心带来某种复活，带来些许生气。由此看来，畜养蟋蟀之风首先在皇宫中兴起，自是不难理喻的了。
五代唐废帝时翰林学士王仁裕所著的天宝开元遗事中，有这样的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自中唐始，玩养鸣虫便逐渐传播开来，普及民间。因蟋蟀秋尽则殒，然达官贵人玩兴犹浓，常引为憾事。至明代，有玩家进行人工繁殖，经多次试验，获得成功。他们先让雌蟋在土盆中产卵，以土置暖炕，日日洒水，用棉被覆盖；俟五、六日，土蠕蠕动；越七、八日，虫出；再置之蔬叶喂养，仍洒水被覆，几经蜕变，满月后虫则鸣。这种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至今仍被北京一些养虫专业户沿用。
清康熙帝尤喜鸣虫，每年元宵节，除观灯、赏花之外，与大臣一道聆听蟋鸣是宫中一大娱乐项目。每逢设宴，宫人便将蟋蟀置于绣笼之中，放于宴厅之侧。听着声不绝耳的“曜曜”之声，康熙帝龙颜生辉，众臣子也乐哉悠哉
古今中外的出色诗人，总能从一朵鲜花中窥见天国，于一滴露珠里参悟生命。蟋蟀的呜叫，自然会成为中国历代诗人的审美意象。晋人阮籍，唐人杜甫、孟郊、白居易，宋人苏东坡、杨万里等诗家，都对蟋蟀多有咏唱。因深秋之后，蟋蟀的鸣唱由旺叫时的金腔玉韵渐次变得凄切婉转，且中国古代文人素有“逢春而喜，遇秋而悲”的笔墨传统。故而，他们在借蟋蟀“托物言志”时，表达的常是孤独、失意、思乡、怀旧及忧国忧民的种种情愫。
诗圣杜甫在促织诗中吟道：“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放妻难及晨。悲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耳听床下成双的蟋蟀发出的鸣唱，久客他乡的杜子美，此时思亲的泪水虽早已流干，但闻声生怀，还是依稀见到老妻夜难成寐的情景读来令人感同身受，徒增忧伤和凄凉。
唐人张乔在促织诗中，则这样唱道：“念尔无机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声。椒房金屋何曾识，偏向贫家壁下鸣。”诗人在向蟋蟀发出为何不到锦门绣户去促织、反到柴门蓬牖鸣个不停的质问中，既表达了诗人对贫富悬殊的愤懑，又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同情。
遍览历代诗家咏吟蟋蟀的诗词歌赋，大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就连遁入佛门、四大皆空的明高僧善持，也情难自禁地咏道：“西风吹蟋蟀，切切动哀音。”
在西方一些国家，无论是记述昆虫的典籍还是描写蟋蟀的文学作品，都将蟋蟀称作“芬芳土地的灵魂”“幸福生活的歌者”“大自然歌手中的天才领唱”同是一种小虫的呜叫，西方的学者文豪与东方的骚人墨客，何以出现如此大的落差，我猜想，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战乱频仍，兵连祸结，常会使得人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浸润在孔孟之道、阴阳五行等传统文化的河流里，便也多了些屈原、杜甫式的沉郁之波，而少了些雨果、普希金式的浪漫之涛
我真正领略到蟋蟀及诸多鸣虫清扬激越的合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孟秋。
那时，我在济南军区歌舞团任创作员。为反映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巨变，团里欲组织一台“放歌秋野”的演唱会。我同团里一作曲家和几位民乐演奏家，奉命赴宁阳采风。
初秋的宁阳，绚丽缤纷的色调令人目不暇给，到处有金子般的黄，翡翠般的绿，玛瑙般的红，宛如油画家精心绘制的各种色块的大组合。
这实在是一片充满大丰收希望的土地。
一天晚饭后，县文化馆的陪同者神秘地告诉我们，他要安排一场“秋野演唱会”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这天晚上8时许，我们乘车来到宁阳泗店镇乡间的田野里。
大半轮水淋淋的月亮挂在中天，给秋野洒下朦胧的银雾，群星宛若亮晶晶的宝石，缀满幽远深邃的天幕。片片玉米，块块金谷，垄垄瓜架，行行树木一切都融入月夜的帷幕里。泥土的潮气，野草、菜蔬、庄稼散发出的气味，汇聚成秋野特有的芬芳。我们坐在长满莠草的田埂上，侧耳谛听“秋野音乐会”此刻正渐入佳境。无垠的原野里，似有千万个歌手同时亮开歌喉，它们有的高吟，有的浅唱；有重音，有分合，组成了大自然的交响乐。
“噔绫绫，噔绫绫——”那振翼呜叫的是金钟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一展歌喉的是油葫芦；“梆梆梆，梆梆梆——”那鼓翅敲打的是梆子头；“吱吱吱，吱吱吱——”那用尽丹田之力歌坛献艺的是花铃子；“极极极，极极极——”那急促呜叫，发出近乎金属撞击时才有的清脆声响的，当是蝈蝈的歌声和乐段了
也许因蟋蟀家族最为庞大和兴旺，那“曜曜曜，曜曜曜”的鸣唱，此起彼伏。千百万只蟋蟀的鞘翅，如同纯银制就的一架架琴弦，它们演奏出的声音，没有蝉鸣时的沙哑，更妙在它们知道如何抑扬顿挫。这就使得蟋蟀们的演奏，既浑圆洪亮而又极富节奏感。在这“秋野演唱会”上，蟋蟀家族既是最出色的领唱者，也是大合唱的主声部。
作曲家醉了，连声称叹：这是上帝的歌唱。
演奏家们迷了，纷纷扼腕击节：这是天外的声响。
置身于这“秋野演唱会”的我，仿佛感到身内的宇宙与身外的宇宙已融为一体，而身外的宇宙是那样深邃、玄奥、广袤、无穷。千百万只鸣虫鼓动着诗与音乐的翅翼，载着我的心灵在天地间自由翱翔
这次宁阳之行的“秋野音乐会”令人销魂夺魄，在我记忆的回音壁上，留下了永难消逝的音符。
十余年后，我在一刊物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1993年2月21日，英国摇滚歌星埃尔顿约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露天广场上举行演唱会，因无数蟋蟀齐声鸣唱，欲与歌星一比歌喉，使得歌星自愧弗如，只得取消演出，与数万歌迷一道，同闻天籁。
蟋蟀的确是大自然最高超的歌手。如果人类仅仅用它那美妙的歌声来悦耳陶情，无疑会使人们品味到天人合一的欢愉。然而，我们的老祖宗最早发现了蟋蟀的斗性，有人又将其斗性用以赌博，这就给大自然中这可爱的小精灵身上，涂上了铜臭和血腥。
三
人的本能中包含着各种欲望。
大自然万物万有的多样性，简直达到了极为豪奢的程度，佛家要清净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所产生的欲望，人类皆能从大自然中得以满足。
人人都有权利这样说：“大自然是上苍为我创造的。”而小小的蟋蟀，就是上苍派遣到人间的欢乐小天使。
前些年我参加中美作家对话会时，曾在美国大地博物馆内，看到宋人苏汉臣的百子图。图上有七个垂髫小儿在做斗蟋蟀的游戏。斗蟋场地的背景，是奇石垒叠的假山、挺拔莹润的竹林、青翠欲滴的芭蕉。从场景上看，应是江南一望族舍中的花园。一半身在画内、半身在画外的顽童，似在伏地捕蟋，地上摆有几只蟋罐和一方形斗蟋笼具，一小儿半蹲于地、手执斗栅往蟋盆里倒虫，余下的娃儿们或立或坐或趴，悠然自得地望着倒蟋蟀的小伙伴
此画题额为百子图，应有百子，然画中仅有七童。我猜度，匠心独运的画家，定是将藏在罐中和匿于竹林丛里的小蟋蟀也计算在内了。因为稚童与蟋蟀都是大自然的宁馨儿。图中，稚童们那一双双眸子里流溢出的纯净目光，和挂在张张小脸上的灿烂的笑，实乃人世间最完美的诗句。
我看到两位白发盈颠的侨胞，在百子图前久久驻足。从两位长者那留恋的目光和追忆的神情里，我读到了老叟们常有的“返童性”
斗蟋本是充满稚趣童兴、老少咸宜的游戏。凡是在山野间长大的孩子，哪个不曾留下戏嬉蟋蟀的甜蜜记忆。然而，斗蟋之风的盛行，同畜养蟋蟀一样，并非肇始于茅舍，而是发轫于宫廷。
宋人顾逢在负暄杂录中写道：“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顾氏之说，仅为一家言，并无史料佐证。在顾氏之前的五代唐废帝时的天宝开元遗事中，只记载了唐玄宗时宫女“金笼畜蟀听其鸣”的情景，而只字未提斗蛩之事。况唐开元年间，诗人迭出，灿若星列，人间万象，市井百态，皆在诗家笔下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述。李隆基有斗鸡之好，不仅史书多有记载，诗仙李白在古风中，亦有绘影绘神的描写：“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而当时的民谣，则对宫廷大肆斗鸡引发的社会弊端，作了无情的抨击：“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显然，民谣中的贾家小儿，因驯鸡有方而得皇家垂青，白日升天，骤然暴富。倘若当时玄宗有斗蟋之瘾，史家、诗人、民谣，焉有不记、不吟、不讽之理。
穴居的蟋蟀，常是昼伏夜出，且只有雄蟋才具有善鸣好斗的习性。雄蟋为争夺住穴和情侣，交斗多发生在夜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很难窥见。自唐天宝年间之后，忧怨宫女“畜蟋闻声”之风不绝。后人猜度，发现雄蟋善斗的“专利”大概应属于大内中的宫娥或太监。他(她)们抑或在畜养蟋蟋时，不经意地将两只或多只雄蟋放于一笼，偶然间发现了小虫的斗性。
争斗是一切生命的本性。文明人类的躯体内，不乏“蛮性”的遗留，人的攻击性可谓根深蒂固。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战争，固然是因政治、经济、信仰、文化等诸多因素所引发的，但人躯体内的雄性荷尔蒙通过战争得到释放，也是当代一些科学家、哲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小狗小猫刚离母怀，便会追逐扑咬；顽童刚会行走，便无师自通地模仿士兵交战。各种体育比赛，都是“文明战争”的上演。
观赏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的争斗，是人的天性使然。
雄蟋在玩家用芡草的撩拨和引逗下，往往斗性倍发，逞勇显威，极富观赏性和刺激性。
雄蟋的斗性，由宫人发现并变为一种游戏，很快传播到民间，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凭藉正史之所记，野史之所载，诗文之所叙，乃至今人从宋.墓中发掘出的斗蟋用的过笼，我们便可清楚地知晓，斗蟋之风盛行于南宋。
其时，最大的蟋蟀玩家，当属奸相贾似道。
贾似道的姐姐乃宋理宗最宠爱的贵妃。身为国舅的贾似道飞扬跋扈，权倾朝野。当时，贾既是右丞相又兼枢密使(宋军最高统帅)，但贾胆小如鼠，从不亲临战场。宋度宗时，贾既是宰相，又是太师。度宗昏庸无能，只知享乐，将朝中大小政务皆委于贾，赵家的天下实则成了贾家的江山。贾似道声色利货，无一不好。度宗赐与贾似道的府第，位于杭州葛岭(今西湖边新新饭店处)，名曰半闲堂。半闲堂倚湖傍山，岚影沉浮，府中楼台亭榭，廊腰缦回，中有一“多宝阁”内藏贾从全国各地搜刮的宝玩，其数量之多之珍贵，远远超过朝廷。贾从宫中、民间、青楼乃至尼庵，广采美女，充斥后庭，日夜淫乱。这奸相最大的嗜好是斗蟋作乐。每届秋时，贾与群妾踞地斗蟋，外人皆不敢抵近或窥视半闲堂。某日，贾一妾之兄来府探妹，被斗蟋正迷的贾似道瞥见，一怒之下着人将其妾兄投入火中烧死这畏敌如虎的佞臣，却将小虫相斗戏称为“军国大事”乃至元军兵围襄阳，朝廷岌岌可危，他都充耳不闻
如果说见于宋史贾似道传中的这些史实，足令读史人声罪致讨，那么野史中关于贾似道养蟋的一则遗事，听来更会叫人咒诅唾骂。每当这奸相获得蟋蟀中的超品之后，他便珍如拱璧。为增强虫王之斗性，他在喂养时有着独出心裁的奇技淫巧。他竟让个数粉面桃腮的宫女，先沐浴净身后，又于夜间将宫女们皆双臂捆绑，裸身投进门户洞开的库房，让飞进的蚊虫，去饱吮宫女之血。继而，他又命家丁捉来吸足宫女之血的蚊虫，去喂蜘蛛，再将因吃饱蚊虫而肠满肚肥的蜘蛛，去喂养他心爱的蟋蟀
贾似道只顾奢靡腐化，从不抵抗元军，加上卜昼卜夜地淫乐和斗蟋，致使大宋江山很快断送在他的手中，被后人斥骂为“蟋蟀宰相”
蟋蟀本是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天使，却被“蟋蟀宰相”酿造出如此登峰造极的人间惨剧。倘若上苍有眼，也不得不怀疑她创造蟋蟀这小精灵的初衷。
蟋蟀岁岁秋鸣，国人年年玩虫，乐此不疲。至明代，斗蟋中心已由杭州转至北京。
明宣宗朱瞻基，乃明成祖朱棣之长孙。朱瞻基初登龙墩时，推贤进士，广开言路，崇尚节俭，还算得上朱明王朝的一位好皇帝。但朱瞻基在外安内定后，却由少时“夙夜不倦，日诵万言”的书痴，变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蟋蟀皇帝”
在皇权社会中，皇家的权力如同司天的魔杖，天子在享乐方面的每个念头，每个奇想，乃至每个示意的眼神，总会很快得到实现。龛州史料中，收录了宣宗的这样一道诏书：“敕苏州府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样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为堂堂天下之主，一国之君，为小虫事又是下诏，又是差人，又是催办，这在历代皇帝的诏书中，恐是绝无仅有的。况钟以为官清风两袖、彰善瘅恶，而甘棠遗爱，口碑载道，但面对敕令，这苏州府尹也不得不将进贡蟋蟀去当做最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野史记载，宣德八年，朱瞻基得一异虫，形似蟑螂，又如蜘蛛，其貌不扬，初时并不得宣宗恩宠。有大臣见此虫翅上似有两点梅花，便取一美名“梅花翅”此虫交斗时，骁勇无比，竟使得宫中所畜养的虫王皆俯首称臣。宣宗这才移情别恋，独钟梅花翅。恰在这时，苏州一姓朱的镇抚，献上一只名日“金丝黄麻头”的凶虫。此虫头呈蜜蜡色，两须橙黄，六足粗壮，两翅灿若金箔。宣宗御览后，乐不可支，因梅花翅多日无厮杀对手，便传旨着梅花翅与黄麻头于金銮殿上捉对格斗，并着臣子宫人聚殿观阵。
黄麻头与梅花翅几经交口，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黄麻头来了个“霸王举鼎”将翅折肚破的梅花翅拼力甩出斗栅
宣宗看得目瞪口呆，直至殿下百官伏地山呼“吾皇洪福，金虫奏凯”时，才恍然醒悟。当他得知此虫乃朱镇抚所献时，便传旨：“金丝黄麻头赐宫花披红巡各殿，朱镇抚加官两级，赤金万两。”
吴县志载，朱镇抚横征暴敛，残民以逞，被百姓詈骂为“吴中四凶”并把朱这种“巧将秋色媚天子，水晶盆虚笼小虫”的行径，视作吴人的“百年大辱”
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攀龙附凤，望风希指，是“皇权政治”的一种通病。帝王希冀长生不老，有人会传炼丹之技；万岁耽于温柔之乡，有人会献秘房之术；圣上喜听颂歌盈耳，有人便能杜撰出天降祥瑞、紫气东来的种种吉祥征兆。天子朱瞻基缠绵斗栅，自然会有人阿其所好。
朱镇抚以一只小虫，官进两级的“示范性”自然会使得一些官迷们，巴不得搜尽天下名虫集于一宫，以达他们升官晋爵之目的。
其时，全国盛传这样的民谣：“促织曜曜叫，宣德皇帝要。”曾多次标榜“朕以安民为福”的朱瞻基是否知道，为了他一人一己斗蟋时生发的情感上的欢快，竟使多少百姓为进贡小虫家破人亡。
明朝小史中，曾记下这样一则故事：苏州枫桥一小小粮长，接郡督一再催交名虫的指令，只得用一匹骏马易得一上品小虫。粮长之妻听说小虫乃大马所换，纳罕惊怪，便趁其夫不在舍时，悄悄打开虫罐看个究竟，谁知小虫从罐中一跃而出，被正在院中公鸡一口啄食。妇人深感惹下祸端，便自缢而死。粮长归家，见罐空虫失，妻子悬梁，既为亡妻悲伤又觉虫差难交，他也寻一根粗绳自尽，与亡妻一道匆匆奔向奈何桥
由是观之，一代文章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并非向壁虚构，徒托空言，而是以小虫刺斫大明王朝之腐败，可谓力透纸背，刻肌刻骨。
宣宗的嗜好熏染着宫廷，浸染着大臣，感染着京城，也习染着百姓。于是，从帝王后妃到三公六卿，从富商大贾到贩夫走卒，举国上下掀起了养蟋、斗蟋的沸沸扬扬的狂潮。
一代文魁“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曾在促织志开篇中，情景交融地勾勒出了当时京师“蟋蟀热”之炽之盛：“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以引斗为乐。”
人们所以捕捉蟋蟀“如馋猫见鼠”当然不全是为了娱乐，攫取金钱的欲念，使更多的捕虫人，玩虫者忽略了快乐天使那精妙动人的音乐，使更多的斗虫人加入到了赌徒的行伍。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吴越浪子尤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
宣宗仅在位十载便驾崩，但由这“蟋蟀皇帝”点燃起的全国性的“斗蟋热”却丝毫没有降温。斯时，除农家的翁媪男女及部分文人雅士将斗蟋作为娱乐外，大部分玩家、斗家则将小虫当做一种赌具，使斗蟋成了赌博的代名词。
明代文人陆粲在庚已编中记述了吴人张廷芳因斗蟋乐极生悲、悲极生乐的轶事：张廷芳乃一赌狂，初时每斗必败，银钱输光后，只得变卖家产物业抵虫债，其岁岁逢秋必斗，直赌得倾家荡产，身无寸缕。后经高士指点，获一虫王，每战必胜，不消十数日，便又成豪富。冬至虫王死，张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为报小虫知遇之恩，张铸一银棺，盛葬小虫
在斗蟋史上，向有南虫、北虫之分。至明代，南北玩家们斗遍全国诸多名蟋产地的名虫后，通过类比，辨析，渐次发现北虫之斗性优于南虫。在北虫中，又以鲁虫为翘楚。齐鲁之宁阳、宁津、乐陵、德州等地的蟋蟀，相威猛，色苍秀，骨丰实，牙坚硬，皮枭老，性刚烈，斗期长，色品俱全，大受斗蟋场上斫轮老手的垂青。
明自宣宗后，从京都大邑到穷乡僻壤，以小虫为赌具的博局，随处可见，只是赌资多寡而已。就连军中将领也痴迷于斗虫赌场。
明末将领马士英，曾身居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太保之要职。当清兵大军压境，小朝廷如同鱼游釜中之时，马士英仍容头过身，大斗蟋蟀，后人嗤之为“蟋蟀相公”
从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到朱明王朝中叶的“蟋蟀皇帝”朱瞻基，再到这“蟋蟀相公”马士英，后人从中得出了蟋蟀既亡宋又亡明的结论。作为“欢乐天使”降临人间的小小蟋蟀，蒙受这等奇耻大辱，实乃背情悖理。这些人世间闹剧、惨剧的上演，绝不是小虫儿的过错，而是人性残缺的悲哀。
满族人入关，天下一统。兴起于漠北马背上的民族，本不晓得蟋事，但因受到汉文化的浸润和融合，又加之蟋蟀这小精灵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清宫里的帝王贵胄，乃至八旗子弟，也很快染上斗蟋的嗜好。因康熙帝尤喜蟀鸣，宫中遂有了专司畜养蟋蟀的虫师及太监。因“促织”有催人“纺织”的寓意，京都的斗蟋活动，也每每由朝廷的织造府牵头组织，且于斗前在大街小巷里张贴海报，以招徕百姓前往观看。当然，小虫仍必须作为赌具的角色，方可诱发人们踊跃参与的激情。有史料证明，酷爱权力的慈禧太后亦酷爱斗蟋赌博。她每届岁秋都要住进颐和园，于重阳节这天开局斗蟋，历时一月方休。仅此一项，那拉氏每年都大获一批银两
民国时期，军阀战得糜沸蚁动，昏天黑地；小虫儿也咬得肉薄骨并，双锋插云。津门的蟋事在清代就可与京都比肩，这时，旌分五色的天津租界里，又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批寓公，蟋事更呈烈火烹油之势；而斯时的十里洋场上海，自会不甘人后，斗蟋也斗得蜩螗沸羹，不亦乐乎。还有资料表明，抗战时期，全国局部性的斗蟋比赛仍是“雷打不动”日寇投降的第二年秋，沪上的蟋事更是日甚一日，达到历史高xdx潮蟋蟀，这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小天使”面对国人历千载而不衰的斗蟋潮，也不得不为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更不得不慑于金钱的淫威，而乖乖俯首听命了。
四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灵之树上的果实。
近些年来，国人喜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及一些有趣的群体行为，均提纯到文化的层面去追根溯源，去诠释阐解，并成为一种习尚和时髦。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陶瓷文化等古老传统文化，纷纷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自在情理之中；园林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成为学人的研究课题，当也不穿凿附会；至于猴年有人话猴文化，鼠年有人说鼠文化，兔年有人论兔文化，便显得“文化”的价值大为贬值；再至于新近有人在小报上提出什么烟草文化、厕所文化、厨房文化等等，不免令人觉得是凿空之论，郢书燕说了。当今“文化”一词使用频率之高，已使我们感到这个词汇的“通货膨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专家学人亮出了“蟋蟀文化”的旗帜。不明就里的人们听到还有这种“虫文化”难免忍俊不禁。历史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见证，只要我们对古往今来的中国有关蟋蟀那卷帙浩繁的典籍进行研读，只要我们从万签插架的书海里，去搜寻那些关于蟋蟀的忽明忽暗的历史鳞片进行组合，便会惊愕地发现：那藏在书页里“小精灵”之迷人的歌唱和勇猛的交斗，所折射出的人性大宇宙，足令我们在传统文化的长河里沉浮；而与“小天使”相关连的诸多学科与艺术领域，会把我们引进虫学与美学的“高等学府”
琴棋书画、花鸟鱼虫，古称“八艺”向被视为高官贵爵、文人骚客、隐士逸民修身养性的雅文化。在“八艺”中，惟有蛐蛐可走出高堂华舍，普及民间。秋野劳作的农夫，捉得一对斗蟋，就地挖坑，便可席地而观；山间秋牧的顽童，捕到一只蛐蛐，放入苇编小笼，投进几颗青豆，便可夜听其唱
人在亲近自然的静观中，在渗透自然的默察里，与“欢乐小天使”的心灵得以同化，这就孕育出蟋蟀文化的雏形。
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是由草木鸣虫所引发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吟述蟋蟀的诗文不可胜记，自宋代以后，关于斗蟋的民谣、歌诀也不绝如缕斗蟋之戏的普及性及博彩性决定了斗蟋文化的雅俗共赏，瑜瑕互存。
恶贯满盈的乱臣贼子，死后总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生前所做的某些善事，也往往随着其尸骨入土。“蟋蟀宰相”贾似道却似乎是个例外，他编纂的促织经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看来，这位奸相不仅只善于渔猎美色与宝玩，而且还工于搜罗天下关于咏记蟋蟀的妙文及民间畜养斗蟋的秘方及歌诀。促织经分上下两卷，集“论赋、论形、论色、论养、论病”于一册。今人读来，除觉个别处缺乏科学依据外，通篇都是人们长期捕蟋、畜蟋、斗蟋经验之结晶。致使后来的蟋事研究者想绕也绕不开这奸相的著作，成为蟋蟀行家和玩家的必读书。
习俗往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向导。随着斗蟋热的久盛不衰，更多的文化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研究蟋蟀的行列。以诗文灼闪才华的明人袁宏道，于万历年间著有促织志。此文分“论畜、论似、论体性、论色、论形、论病、名色、养法、治法、总论”等章节，对蟋事抽丝剥茧，言必有中，读来文采郁郁，辞藻华赡。写有帝京景物略等著作的崇祯七年进士刘侗，也撰有促织志。文中分“产、捕、辨、材、斗、名、留、俗、别”等段落，也将蟋事写得如画如真，妙趣横生。自明至民国，有关蟋蟀的鉴谱、秘要之专著多达十余部。其中民国时期李石孙所纂集的十二卷蟋蟀谱，是自宋以降，文人学者与玩家歌咏、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爱因斯坦有言：“科学所追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锐性和清晰性。”
当我漫游于自宋以来国人对蟋事研究的书林里，不得不惊叹：即使最博学的昆虫学家和最精到的解剖学家，也难以对小小蟋蟀做出这般纤毫无误的钩稽与考究。
在一般人看来，蟋蟀这个小精灵，虽然五颜六色，但不外青、紫、黄、黑、红、白等，而经历代玩家及爱好者的辨析，仅青色蟋蟀，古谱上就离析为紫青、黑青、淡青、蟹青、油青、稻叶青、竹叶青、芦花青、生虾青、熟虾青、蚰蜒青、青麻真青、青麻铁青等凡30余种，而且每种青色均有歌诀描绘。即使对色彩尤为敏感的油画家，见青之色竟有这多种，也会击碎唾壶。
古谱中对紫、黄、黑、白、红诸色，也复如斯。在寻常人看来，除雌蟋三尾外，雄蟋皆两须、两牙、两尾、六爪，在形体上差异并不大。而历代虫家凭着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对大自然多种昆虫的感知，却将斗蟋的形状进行了细化加形象化，古谱记有“蝴蜂形、蝼蝈形、蜘蛛形、螳螂形、蚱蜢形、玉蜂形、枣核形、龟鹤形、土狗形、虾脊形”等近20形，且每种形态，亦有歌诀论之。如论蚱蜢形歌日：“头大肩尖腿脚长，秀钉模样最难当(难以抵挡之意)。侧生身分高而厚，斗到秋深赢满场。”
选虫如选将。经历代玩家之实践，古谱上对蟋蟀的须、头、额、眼、牙、项、背、翼、爪、腹、尾等每一个部位，都有精到的辨析及破说，就连人们用肉眼极难观察到的比米粒还小的蟋蟀之铃门(即肛门)及其排便情况，古谱上亦有准确的考释：虫粪细小且坚实，说明虫之强壮；粪粗且酥软，证明虫之孱弱；如果铃门红若涂朱，是为难得的骁勇之将；倘若铃门色成姜黄，则虫已近垂暮之期；而铃门发黑，则是罹病之兆
历代虫家薪尽火传，对小小蟋蟀的食、饮、住、行乃至生活隐私，也记述得细致入微。明本重刊订秋虫谱中，载有“促织三拗”说的是蟋蟀有悖常规的三种行为：一是斗蟋在交斗时，胜者呜叫而败者无声；二是雄、雌蟋交配时，雌蟋压在雄蟋背上；三是交配后的雄蟋，斗时情绪亢奋，变得更加勇猛
辨别蟋之鸣声，是选将拔帅的要诀之一。令人嗟讶称叹的是，历代“九段捕手”及高超的玩家，其耳朵灵敏得如同当今的声谱仪，在一片蟋鸣中，他们竟能分得出：哪是独处的蟋蟀怡然自得的“呜叫声”；哪是受扰蟋蟀向其同伴发出的急促的“警戒声”；哪是相斗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竞斗声”；哪是寻欢的斗蟋向雌蟋唱出的缠绵的“求爱声”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时哼出的亢奋的“做ài声”
国人对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谓卓矣，越矣，显矣，著矣，精矣，绝矣。倘若自明以来的袁宏道、刘侗、李石孙辈再世，他们足可挟其著述，款款走进当今的高等学府，去客串讲授——“动物界之节肢动物门之昆虫纲之直翅目之蟋蟀科”的知识，即使将他们聘为昆虫学博导，也能名至实归。
在蟋蟀文化中，还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历年斗蟋，每岁产生的虫王，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编写的功虫录。录中，对每秋“殿试”中跃过龙门的“虫状元”、“虫将军”皆“诰封”赐名，并对虫的形貌、体长、身重、颜色及所斗场次及战场表现，皆一一形象化地备述。述后，还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颂诗。
清功虫录载，宁阳有一小虫独占整头后，即被“诰封”为“骁勇大虫王青金翅”对该虫，录中有无名氏颂诗四首，其三云：
项阔头圆体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仪。
诸雄胆破仓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现象，这是旧中国有闲阶级和帮闲文人对小虫“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间，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具的自然法则。小小蟋蟀从羽化成虫到死，仅有三几个月的时光，故被称为“百日虫”它们钻土为穴，以五谷杂粮为主食，间啜其它昆虫。蟋蟀是宽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怀中的小乖乖，上苍给了它们最大的自由。然而，当它们被人们玩于股掌之上后，尤其从唐代开始被“召进”皇宫后，它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虫分五等，身有九级。这小乖乖们被人为地拉开了“阶级的差距”生活的差别。
皇族鼎贵，为炫示富有和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心，对小虫儿的吃住，进行了极为奢华的安排。金编银铸的小笼，玛瑙雕成的虫楼，碧玉镂镌的虫室，无不小巧玲珑，精美绝伦。这足令身栖草棚茅舍的农夫发出“人不如虫，虫比人贵”的喟叹。
至宋代，玩家们渐次发现，小虫儿有喜阴避光的习性，这才将它们从金玉之舍中解脱出来，让其改为盆居。在英语中，陶瓷是中国的同义语。而小虫盆居，更能让皇室巨富去显示花样繁多的奢靡。从宋平章盆(“平章”乃南宋奸相贾似道官号)、元至德盆，到明宣德盆、清慈禧的御用虫盆，其盆体、盆盖上，莫不描金绘彩，有的甚至镶有珍珠和宝石。盆体、盆盖上的塑雕及图案，或仿青铜，或摹汉魏，或肖脸谱，或雕云鹤，或镂狮球，或刻龙描凤在不大的虫盆上，魏紫姚黄，争奇斗艳，竟把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极致。
皇室里的虫盆中，蟋蟀的小食板多为玉制，饮水用的水盂，居住婚配用的铃房，提蟀交斗时用的过笼，皆由官窑烧制，其图案之精美，颜色之绚丽，足也令人眼花缭乱。
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拨下才会交斗。农家小儿折根黄草当芡草，既能顺应虫性也能玩个尽兴；而皇家和贵权用的芡草，则常是鼠须或貂鬣所精制，而芡筒则是象牙镂空而成—.
如果将这些宫廷及王公们使用的集“诗、书、画、镂、塑、雕、铸、锻、烧”于一体的虫盆、虫具汇聚一起，足可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廊。
难怪当今最负盛名的大鉴赏家、大收藏家、学者王世襄老先生，在饱览民国时富家养虫的精舍美器后，在秋虫篇一文中，不乏风趣地写道：“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林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悠哉！悠哉！”
我常想，自宋至清，皇族显贵为蟋事，曾消耗了国人多少聪明才智，曾挥霍了国象多少金银资财！倘若明清时当权者把玩蟋的浓兴移出半分去倡导科学与民生，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也不至于在清末被列强那一条条、一款款辱国条约的利刃，戳成碎片
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云：“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早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蟋蟀文化”里。以松竹喻人格，以牛马比君子，常被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来阐释做人的道理。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织有“三德”同是清人的冯芫霁云则云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遇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伤重致死，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但这种声音，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大潮中，毕竟显得力弱音微。
中国的蟋蟀文化，不谓不博大精深；但它又是一颗多味的果子，今人咀嚼起来，很难分辨它是涩，是甜，是酸，是辣”
五
近代人恩溥臣所撰的斗蟋随笔，实际上是一本近代“功虫录”书中记有从清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九年的46年间，全国斗蟋决出的“功虫”计有26只。因斗蟋随笔的手抄本发现时巳残缺，人们能读到的功虫只有21只，其中山东虫占17只，宁阳独占8只。作为一县之地，宁阳在全国当是无出其右。
从明清以来，山东便被玩虫者誉为“蟋蟀王国”而宁阳、宁津名虫产地所产之虫，又是这“蟋蟀王国”中的“御林军”
古谱言：“蟋蟀所生必在地脉灵秀之地，燥湿得宜之壤。”
凡于秋日来宁阳的玩虫人，看罢这里的锦山秀水后，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虫王应该产生在这里。
宁阳北倚泰岱，南襟曲阜，孔子喟叹的“逝者如斯夫”的大汶河，横亘东西，穿越县境，境内有数十条汶河支流，经纬交织。西部有重峦叠嶂的神童山，东部是沃野平畴。
神童山中，虬干曲枝的古松、古柏，华盖如伞；扶疏叠翠的老橡树，巍峨峥嵘；古庙、古刹隐现其间，表明这里曾是道家、佛门的洞天福地。神童山下连绵的丘陵上，有20万亩百年大枣林。远远望去，郁郁苍苍，茂茂密密，如同凝固在山脚下的汗漫的青黛色云烟。枣林里棵棵老枣树枝干交叠，遮天蔽日，串串玛瑙般圆润的大枣，压弯了干，压颤了枝，嫩红、浅红、绯红、绛红、浓红、紫红、玫瑰红、杜鹃红的枣儿，斑驳陆离，溢光泛彩。枣林四周，间有座座梨园，嘟嘟噜噜黄橙橙的鸭梨缀满枝头，人们在饱享丰收喜悦的同时，也会为梨枝的负重而担心
走进盛产名虫的泗店、乡饮、磁窑、伏山等几个乡镇的沃野里，映进人们眼帘的是一片五谷丰登景象：那大片的玉米比壮汉还要高过一头，每棵秸秆上甩有一对尺把长的棒棰；齐腰深的豆田里，串串饱鼓鼓的豆荚，似要在金风里随时炸裂；块块棉田里，株株都是金铃吊挂，绽出雪一样洁白的花絮
斯山斯水，斯情斯景，岂能不令人发出这样的咏叹：宁阳虫的鸣唱所以格外清脆嘹亮，宁阳斗蟋所以数度打遍天下无敌手，是神童山的锺秀赋予它们超迈的神韵，是大汶河的清波洗濯了它们油亮的翅羽，是枣林梨园的花香熏柔了它们婉转的歌喉，是沃野中的夏霖秋露补足了它们滂沛的元气，是田畴里的豆谷糜粟强健了它们刚劲的筋骨
历史是一出永远没有结局的连台本戏，常是“龙笙”乍歇“凤弦”又起，而每一次的闭幕，又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
开国后，赌博、狎妓与嗜食烟土等旧中国遗留下的沉痼恶习，被理所当然地明令禁除，斗蟋之戏也被视为玩物丧志而销声匿迹。“文革”时，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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