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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为了迎接18日召开的东北各界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吴川也召集了共和党的中央委员和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召开了一次党的全体大会。
东北各界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应各地开明士绅和学界、商界人士所请，讨论东北三省自治问题的一个重要会议。
实质上就是东三省各界已经认同革命委员会有统治东三省的力量，希望能够了解革命委员会究竟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
当然，这其中也有东三省咨议局的议员们，想要借助这个机会建立起东三省的宪政机构，从革命委员会手中分享一部分权力的意图。各地立宪派虽然抛弃了对于满清的幻想，但并没有抛弃建立一个宪政国家的理念，选择支持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正是为了能够在革命之后建立宪政国家。
只是东三省咨议局的议员们并不及他们南方的同僚那么的富有斗争经验，而革命委员会从一开始成立就确保了内部的意见统一和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得东三省咨议局的议员就没能在革命委员会中占据什么职位，加上革命委员会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小组，又打破了咨议局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这导致原本应当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们，现在既不能代表民众，也不能干涉革命委员会的政策制定。
在革命委员会没有打下长春之前，东北各地的开明士绅和咨议局的议员们都处于观望状态，一是想要看看革命委员会究竟能不能扛得住朝廷的清剿；二则是想要待价而沽。老话说的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自然不是指那些乡下泥腿子，而是指他们这些掌握了地方上资源的士绅地主。
革命委员会想要同朝廷对抗，总要有人、有钱、有粮吧？而这些那样不是在士绅地主手里。革命委员会想要他们出人出钱出粮，至少就要同他们分享治理地方的权力，自古以来哪个王朝更替不是这个模式。
但是，这些待价而沽的士绅地主并没有等来革命委员会的条件，而是等来了革命委员会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息。二十镇的反水不仅仅是让革命委员会占据了吉林全省，更是消灭了东三省的朝廷正规武力，奉天已经向革命委员会打开了大门。
这样的革命形势对于各地的士绅地主来说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虽然革命委员会现在只顾着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和水路要冲，对于那些偏远地区和乡村采取了近乎放任的姿态，但是既然他们没有为革命出过什么力，自然也就别指望革命委员会对他们有什么特殊优待。
是，现在革命委员会为了维持地方上的稳定，并没有迫使旧官吏、旧士绅地主放弃自己的权力，只是要求他们服从于革命委员会的指令，不得再维护满清政府的旧政策。但是只要聪明一些的官吏和士绅都知道，这不过是革命委员会的权益之策，等到革命委员会能够腾出手来，肯定是不会让一群前朝旧人继续把持地方上的政权的。
于是在一封封向革命委员会效忠的电报之中，也就有了一封封向委员会建议召开议会早定国体的倡议。东北各地的士绅地主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为他们发出声音的机构，既为了限制革命委员会今后过于削弱他们对于地方上的控制权力，也想要知道革命委员会究竟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关乎于他们究竟该不该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政权的问题。
东北各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呼吁，何尝不是一种革命情绪在社会上发酵的结果。和南方各省民众对于革命的好奇和向往不同，北方民众对于革命这个词是比较忌讳的。特别是华北平原和东三省，这里还是以保守的社会风气为先。
同盟会在东北发动的数次革命号召，最终都因为乏人响应而宣告失败。而吴川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地区发动起革命，一是托了德、俄两国给与的物质资源的福气，使得他可以动员起极大的物力修建独立的训练营地，把革命军和外界隔开进行封闭式的训练，从而初步改造这些革命军人的世界观。
二是获得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支持，同沙皇政府斗争了几十年的俄国工人领袖们，对于如何组织和改造一个群体的世界观，还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当然这一群体必然要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基础，而不是分散于经营活动的农民。
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民，是无法把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对于个体农民来说，只要能够让自家活的好一些，他们并不介意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俄国乡村中的富农们，仅仅因为可... -->>
10月16日，为了迎接18日召开的东北各界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吴川也召集了共和党的中央委员和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召开了一次党的全体大会。
东北各界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应各地开明士绅和学界、商界人士所请，讨论东北三省自治问题的一个重要会议。
实质上就是东三省各界已经认同革命委员会有统治东三省的力量，希望能够了解革命委员会究竟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
当然，这其中也有东三省咨议局的议员们，想要借助这个机会建立起东三省的宪政机构，从革命委员会手中分享一部分权力的意图。各地立宪派虽然抛弃了对于满清的幻想，但并没有抛弃建立一个宪政国家的理念，选择支持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正是为了能够在革命之后建立宪政国家。
只是东三省咨议局的议员们并不及他们南方的同僚那么的富有斗争经验，而革命委员会从一开始成立就确保了内部的意见统一和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得东三省咨议局的议员就没能在革命委员会中占据什么职位，加上革命委员会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小组，又打破了咨议局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这导致原本应当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们，现在既不能代表民众，也不能干涉革命委员会的政策制定。
在革命委员会没有打下长春之前，东北各地的开明士绅和咨议局的议员们都处于观望状态，一是想要看看革命委员会究竟能不能扛得住朝廷的清剿；二则是想要待价而沽。老话说的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自然不是指那些乡下泥腿子，而是指他们这些掌握了地方上资源的士绅地主。
革命委员会想要同朝廷对抗，总要有人、有钱、有粮吧？而这些那样不是在士绅地主手里。革命委员会想要他们出人出钱出粮，至少就要同他们分享治理地方的权力，自古以来哪个王朝更替不是这个模式。
但是，这些待价而沽的士绅地主并没有等来革命委员会的条件，而是等来了革命委员会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息。二十镇的反水不仅仅是让革命委员会占据了吉林全省，更是消灭了东三省的朝廷正规武力，奉天已经向革命委员会打开了大门。
这样的革命形势对于各地的士绅地主来说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虽然革命委员会现在只顾着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和水路要冲，对于那些偏远地区和乡村采取了近乎放任的姿态，但是既然他们没有为革命出过什么力，自然也就别指望革命委员会对他们有什么特殊优待。
是，现在革命委员会为了维持地方上的稳定，并没有迫使旧官吏、旧士绅地主放弃自己的权力，只是要求他们服从于革命委员会的指令，不得再维护满清政府的旧政策。但是只要聪明一些的官吏和士绅都知道，这不过是革命委员会的权益之策，等到革命委员会能够腾出手来，肯定是不会让一群前朝旧人继续把持地方上的政权的。
于是在一封封向革命委员会效忠的电报之中，也就有了一封封向委员会建议召开议会早定国体的倡议。东北各地的士绅地主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为他们发出声音的机构，既为了限制革命委员会今后过于削弱他们对于地方上的控制权力，也想要知道革命委员会究竟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关乎于他们究竟该不该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政权的问题。
东北各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呼吁，何尝不是一种革命情绪在社会上发酵的结果。和南方各省民众对于革命的好奇和向往不同，北方民众对于革命这个词是比较忌讳的。特别是华北平原和东三省，这里还是以保守的社会风气为先。
同盟会在东北发动的数次革命号召，最终都因为乏人响应而宣告失败。而吴川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地区发动起革命，一是托了德、俄两国给与的物质资源的福气，使得他可以动员起极大的物力修建独立的训练营地，把革命军和外界隔开进行封闭式的训练，从而初步改造这些革命军人的世界观。
二是获得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支持，同沙皇政府斗争了几十年的俄国工人领袖们，对于如何组织和改造一个群体的世界观，还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当然这一群体必然要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基础，而不是分散于经营活动的农民。
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民，是无法把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对于个体农民来说，只要能够让自家活的好一些，他们并不介意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俄国乡村中的富农们，仅仅因为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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