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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锦州起义和长沙起义已经证明满清的统治已经失去了正当性，我们如果继续支持革命党人的话，清廷只会迅速崩溃，最终让革命党人统一中国。在那样的局面下，南满革命党的独立就是空中楼阁。
而且昨天的战斗你也看到了，我们都没有做什么，联军就已经崩溃了。想要让这样一只武力割据南满，除非帝国亲自下场，但事情如果变成那样的局面，帝国在外交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我们只能执行内阁的命令，帮助满清平息叛乱，并从满清那里获得报酬。
当然，为了避免日后出现变局，革命党那边我们也需要留下一个沟通渠道。那么和他们共患难过的滨面中佐你，就不能沾染这一背叛联军的计划。这就是我不让佐藤所长告诉你的原因。”
滨面又助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不满后，对着落合领事说道：“是，我会服从于内阁下达的命令。不过我也有一句话要说，首鼠两端的帝国政策并不能让帝国在中国革命党和满清政府之间左右逢源，反倒是有可能让帝国成为双方眼中不可信赖的渔翁。”
落合谦太郎沉默良久，他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帝国的藩阀政治已经决定了，帝国的外交政策必然是要受到帝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的。
否则也不会出现，长州藩控制的陆军希望煽动中国革命，将中国变为碎片化，以利于帝国吞食关外的满蒙地区。但是萨摩藩主持的海军则主张追随英国外交，在现有国际秩序下赢得日本的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日本应当成为英国建立的全球秩序下的地区支柱，为英国人看守住东亚的利益，防止中国发生危害到英国利益的变化。
正是对于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不清晰的定位，才会使得帝国内政外交总是发生180度的转变。当犬养毅、内田良平等人积极支持中国革命党组建统一的反清组织同盟会，并终于煽动起了中国内部的大革命潮流时。新上任的西园寺内阁却再度转向外交政策，又开始表示愿意帮助维护满清统治，以换取满清政府的利益割让了。
这种完全以现实利益为前提的外交政策，虽然看起来能够让日本在中国革命中左右逢源，不管满清政府和革命党人都要承认和割让大量的利益给与日本。但这实际上也等同于日本政府信用在中国的破产，不管是满清政府还是革命党人正日益清醒过来，将日本从友邦变为了欧美列强一流的新帝国主义者。
一直试图把自己扮演成亚洲民族解放者的日本，在吞并了朝鲜，激怒了中国之后，也就再无什么光环护身了。如东南亚各国，虽然饱受殖民主义的入侵，但是这些国家在殖民主义入侵之前就处于一种很低的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完全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于世界。
可以说，整个亚洲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基本就在于东亚地区，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而日本、朝鲜事实上还在于中华文明核心区的边缘，以日本的体量维持自身的独立尚可，但是想要领导亚洲反对欧美文明则完全不足。
所以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文官派系认为，日本想要整合亚洲民族的力量以对抗欧美文明，就不得不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促使中华文明的主体自我觉醒。
但是作为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日本人又很难接受在中华文明主体觉醒的过程中再次被边缘化。于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就始终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观中。
他们反对欧美列强的殖民主义，但又希望能够让日本殖民亚洲，以形成一个崭新的以日本民族为主导的亚洲文明。他们反对欧美在亚洲实施的帝国主义政策，却又认为最先开化的日本民族有责任教导亚洲的后进民族。
对于这样一个无解的日本世界观，落合谦太郎也只能转移了话题向两人说道：“总之，内阁的决定就是如此，我们只需要执行就可以了。另外大岛都督今日将会北上巡视，以震慑北满的革命党尊重日本在南满的利益，你们都去准备一下…”
落合谦太郎此时显然还不太清楚，就在他向两人强调内阁的外交政策时，英国驻日大使正在日本外务省会见日本新任外相内田，要求其解释日本驻清公使对满清政府所言“帝国政府对于清政府始终抱有同情，且有实力仗义执言”一语，是不是打算脱离中立地位，对华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
面对英国大使的质问，日本外相内田不得不否认，日本的外交政策并未发生改变，日本依旧认同对华外交政策列强一致的原则。假如日本外交政策有变，一定会事先征求英国的认同云云。
，但是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锦州起义和长沙起义已经证明满清的统治已经失去了正当性，我们如果继续支持革命党人的话，清廷只会迅速崩溃，最终让革命党人统一中国。在那样的局面下，南满革命党的独立就是空中楼阁。
而且昨天的战斗你也看到了，我们都没有做什么，联军就已经崩溃了。想要让这样一只武力割据南满，除非帝国亲自下场，但事情如果变成那样的局面，帝国在外交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我们只能执行内阁的命令，帮助满清平息叛乱，并从满清那里获得报酬。
当然，为了避免日后出现变局，革命党那边我们也需要留下一个沟通渠道。那么和他们共患难过的滨面中佐你，就不能沾染这一背叛联军的计划。这就是我不让佐藤所长告诉你的原因。”
滨面又助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不满后，对着落合领事说道：“是，我会服从于内阁下达的命令。不过我也有一句话要说，首鼠两端的帝国政策并不能让帝国在中国革命党和满清政府之间左右逢源，反倒是有可能让帝国成为双方眼中不可信赖的渔翁。”
落合谦太郎沉默良久，他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帝国的藩阀政治已经决定了，帝国的外交政策必然是要受到帝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的。
否则也不会出现，长州藩控制的陆军希望煽动中国革命，将中国变为碎片化，以利于帝国吞食关外的满蒙地区。但是萨摩藩主持的海军则主张追随英国外交，在现有国际秩序下赢得日本的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日本应当成为英国建立的全球秩序下的地区支柱，为英国人看守住东亚的利益，防止中国发生危害到英国利益的变化。
正是对于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不清晰的定位，才会使得帝国内政外交总是发生180度的转变。当犬养毅、内田良平等人积极支持中国革命党组建统一的反清组织同盟会，并终于煽动起了中国内部的大革命潮流时。新上任的西园寺内阁却再度转向外交政策，又开始表示愿意帮助维护满清统治，以换取满清政府的利益割让了。
这种完全以现实利益为前提的外交政策，虽然看起来能够让日本在中国革命中左右逢源，不管满清政府和革命党人都要承认和割让大量的利益给与日本。但这实际上也等同于日本政府信用在中国的破产，不管是满清政府还是革命党人正日益清醒过来，将日本从友邦变为了欧美列强一流的新帝国主义者。
一直试图把自己扮演成亚洲民族解放者的日本，在吞并了朝鲜，激怒了中国之后，也就再无什么光环护身了。如东南亚各国，虽然饱受殖民主义的入侵，但是这些国家在殖民主义入侵之前就处于一种很低的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完全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于世界。
可以说，整个亚洲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基本就在于东亚地区，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而日本、朝鲜事实上还在于中华文明核心区的边缘，以日本的体量维持自身的独立尚可，但是想要领导亚洲反对欧美文明则完全不足。
所以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文官派系认为，日本想要整合亚洲民族的力量以对抗欧美文明，就不得不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促使中华文明的主体自我觉醒。
但是作为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日本人又很难接受在中华文明主体觉醒的过程中再次被边缘化。于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就始终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观中。
他们反对欧美列强的殖民主义，但又希望能够让日本殖民亚洲，以形成一个崭新的以日本民族为主导的亚洲文明。他们反对欧美在亚洲实施的帝国主义政策，却又认为最先开化的日本民族有责任教导亚洲的后进民族。
对于这样一个无解的日本世界观，落合谦太郎也只能转移了话题向两人说道：“总之，内阁的决定就是如此，我们只需要执行就可以了。另外大岛都督今日将会北上巡视，以震慑北满的革命党尊重日本在南满的利益，你们都去准备一下…”
落合谦太郎此时显然还不太清楚，就在他向两人强调内阁的外交政策时，英国驻日大使正在日本外务省会见日本新任外相内田，要求其解释日本驻清公使对满清政府所言“帝国政府对于清政府始终抱有同情，且有实力仗义执言”一语，是不是打算脱离中立地位，对华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
面对英国大使的质问，日本外相内田不得不否认，日本的外交政策并未发生改变，日本依旧认同对华外交政策列强一致的原则。假如日本外交政策有变，一定会事先征求英国的认同云云。